“反核”究竟反什麼？ ──核能政策爭議中的社會文化邏輯

　　現代行政學的鐵律就是：不受監督、不清楚責任歸屬的機構必定會一再濫用權力，並且一再犯錯。我們的官僚體系就是這條鐵律最好的示範櫥窗，從反貪政策到都市計劃到官聯公司，一錯再錯，而且我們也就一忍再忍，找不到、更懲罰不到應該負責的人。
　　“反核”最終，也是最重要的一層意義，是對我國社會現況的嚴重指控（indictment）。我們的社會在扭曲的教育體制薰陶、扭曲的政治體制惡化、扭曲的意識型態合理化的情況下，整體表現出來的是嚴重缺乏人文精神，尤其是人文精神最基礎、底層的原則與態度──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在馬來西亞完全沒有辦法扎根。我們的價值里有太多東西可以超越生命尊嚴，經濟發展、政治實力、物質獲取……，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被拿來作為侵犯生命尊嚴的借口。我們的集體意識中長期向強權者靠近、踐踏弱勢者的傾向，在在都消磨了抵制自私、貪婪的力量。
　　無論“反核”或“反焚化爐”的意思推到最後的是：我們根本缺乏整全地與環境永續共存的能力。在一個漏洞、弊端叢生，集體保障基礎不存在的社會里，核能擴張不只是一顆不知何時爆發的炸彈，焚化廠的興建與廢棄物的處理不只是研發新技術即能解決，許多不可燃物的焚化可能產生許多有毒的重金屬及氣體，對環境及人類健康產生的二度公害──這一切，更確定將是無窮悲劇的序幕。
　　鄰避現象•風險社會•專家政治
　　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集體消費之必要公共設施與非集體消費之生產設施，均面臨了因設施之外部性（externality）擴散，而引起設施周邊民眾反對與抗爭的鄰避（Not In My Back Yard，NIMBY）現象。不管是反對興建焚化爐、垃圾掩埋場、設置電訊塔，甚至核能發電廠等之鄰避現象，大致總包含了領域問題與專家政治等因素。
　　在這些現象中，公部門的風險控管方式是將鄰避設施設置于偏遠地區以降低危害與風險，以空間區隔處理危害與包裹風險。同時這樣的領域切割也巧妙的選定在弱勢族群的居所，以降低民眾反彈的能力與處理之成本。政府將焚化爐計劃當初從雪州蒲種遷至雪州及森美蘭州交界處的武來岸，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專家政治而言，雖然民主國家鄰避事件中公部門依法均有民眾參與的過程，然而不管在參與人員的組成與決策的機制上，處理鄰避的機制卻是建築于科層體制上的專家政治。承受危害與壟罩于風險、恐懼的居民，僅能提供意見供專家與官僚決策。因此鄰避現象完全是參與者的理性行為，始于居民不同的風險認知以及對官僚的不信任。但對專家而言，鄰避情結是一種自私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的一種傾向，很難進行理性的溝通與說服，因為鄰避包含太多非理性的內涵，這與前者對理性與否的價值判斷呈現出一個很大的落差。
　　于是乎，許多環境社會學者坦承，當前鄰避現象所呈現的問題，都是政策科學中“難纏”的問題（wicked problems）。所謂“難纏”，是指那些短時間沒有解答，或只能有暫時性或不完整解答的問題形式。包括如何解決吸毒及販毒問題，如何進行教育改革，如何處理游民問題，如何處理垃圾與廢棄物問題等等。
　　“難纏”問題需整全政策研擬
　　這些問題沒有可以依循的解決途徑，也沒有清楚的判准。對這一類問題所處情境之認定以及標准的選擇，乃是基于社會集體行動及判斷下，所形成的社會建構。面對這一類問題，傳統的政策專家面臨兩個難題：一方面，他們無法獨立地建立起對該問題的判斷及評估標准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由于此類問題所處的經驗情境不易確定，也造成了對這類問題的政策研擬方向，有許多不同的規劃途徑。換言之，在某個意義上，對此問題做了什麼樣的界定，也就決定了該問題的答案。
　　在科技與社會的新關系之下，過去賴以將科技“去政治化”的體制、價值、與策略都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如何追求一個生態均衡的體系，確保人類健康以及生態永續的環境，也成為當今環境保護論述中，一再強調的基本價值。人文生態與自然環境，是無法切割的現實。跨越各自分裂割據的學術專業，是面對真實世界必要的基礎；唯有專業的整合、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的結合，才有可能奠定“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理性基礎。否則，若一味強以自己的理性為世間唯一的理性，連如何在民主社會里做個“誠懇溝通”的民主人都還沒學會，甚至引喻失義地以阿米緒人（Amish）的生活方式，硬將抗拒科技的帽子套到質疑無線寬頻者頭上時——顯然，我們距離民主道路還是相當迢遙。
文：謝偉倫
http://news.sina.com/oth/kwongwah/000-000-000-107/2008-11-23/23403446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