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十二、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慈濟基金會屬於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以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非營利組織也相應於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運用慈濟人文充分顯示其多樣性、豐富性的行銷活動。除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公益慈善事業角色，更包含醫療衛生、人文教育、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大眾傳播和落實社區服務等，帶給社會重大貢獻和服務，這些都不是政府或企業所能取代的。

在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理念，強調未來將「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和社會作砥柱、為聞聲救苦作耳目、為顛狂荒亂作正念」。換言之，將四大志業為一體、八大腳印為功能，以人文志業中心作為港口，把大愛精神和慈濟的種子航向全球，播灑在世界各地。此後，也將「描繪真實人生、膚慰人間疾苦、啟發善良心靈、跟隨菩薩腳步、創造美麗境界，傳達大愛到世界各處」。

慈濟組織海內外會員數百萬人，共同支持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因此每當國際遇有急難、需要救助時，「慈濟」會員總是一呼百諾，紛紛挽起袖子、加入出錢出力的行列。慈濟「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不分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因此政府推動全民外交，即是要將這股向心力轉化為國人共推外交工作的動力，並透過不同民間組織在國內培育一個個外交工作的推手，都是國人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的好時機，而透過這類與海外友人直接點與點的交流，我國的外交工作才能在基層有所進展，拓展至國家邦誼的實質外交關係。國內民間團體甚多，在不同領域努力耕耘的結果，使國內許多非政府組織皆擁有廣大的會員及極佳的動員成效，在某些方面的號召力有時的確為政府單位所不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文化活動必須得到普遍的認同、支持與鼓勵，才能形塑文化的實踐。

最後，慈濟證嚴法師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部分慈濟人認為，1966年起慈濟從事慈善事業迄今已經步入第四十一年──「國際慈善」；慈濟不但改變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提升台灣主體意識價值觀，並自1991年開始又參與NGO國際賑災、人道關懷、國際公民社會等工作，在國、內外理應家喻戶曉頗富盛名不在話下；準此，領導人證嚴法師與慈濟團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誠屬指日可待？慈濟果真消除國內貧窮，而後進軍國際援外？以近年來台灣社會結構，政經詭譎、治安敗壞、生靈塗炭，百姓舉家自殘，人民困苦受罪之甚，慈濟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的確值得我們深省與探討的課題。底下，我們可從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理由，作為治本與指標性的啟示。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創建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稱格萊銀行，Grameen Bank），以表彰他們「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

評審委員會對其選擇自有道理︰「要實現持久的和平，除非人們找到對抗貧困的辦法，小額信貸就是這樣一種辦法。下層民眾的發展有助於推展民主和人權。」評審委員會還表示，尤努斯和他的銀行的工作表明，即便窮人中最貧窮的人也能透過努力獲得自身發展。以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的身分獲得和平獎，這在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確實非常罕見，可謂爆出一大冷門。

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債款，該銀行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透過格萊信托公司，「格萊銀行」還將其模式複製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目前格萊信托已在中國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的債款。

孟加拉必須消除國內貧困並為在世界範圍內根除貧困付出更多努力。全世界抗擊貧困的戰鬥將會進一步升級，在世界大部分國家，這場戰鬥都將透過小額債款的模式進行。不應當有貧困，無論任何地方。「 639萬名借款人中有96%是女性。《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說，依靠小額債款這種消解力量，孟加拉的貧窮女性成為最大的受益人，因為傳統的銀行通常拒絕向這些沒有經濟保障的窮人發放小額債款。此外，格萊銀行每年還為2.8萬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已經有1.2萬學生在其發放的教育債款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等教育。

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看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道統也在隨著時代發展悄悄發生著變革。

由上可知，包括台灣的NPO/NGO組織進程，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如何消除國內日漸貧富懸殊窘境？落實安和樂利的社會？消除本身「國內」貧窮為NGO基本首務。無論法師在意獲獎與否，慈濟人第二輪〈四十一年開始〉的「國際慈善」仍應努力不忘本地照顧國內貧困，消除貧瘠之象，始有獲獎的可能。
論文正文p.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