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安定和彰顯台灣社會優質文化的貢獻

二、研究發現
由上觀之，慈濟平日致力於從事社會慈善事業，每逢國際間或國內社會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時，都能緊急總動員組織成員投入賑災工作，以彌補國家社會功部門資源不足。慈濟四十一年來的文本脈動中，其成功背景不可缺少的具有多項因素，且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和對台灣社會的深具意義價值，但慈濟組織轉型成功的要素，則是建設花蓮慈濟綜合醫院、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和南亞大海嘯的賑災等進程脈動而獲致成功。

　　由於花東地處偏陲、醫療設備不足，患者必須跋涉路遙到台北或高雄就醫，經常延誤時間，造成殊多遺憾。財團不可能在此建醫院，政府也無力顧及，也因保證金的問題，一般貧民急病送醫不易，病癒後出院又無法獲得妥善的休養。但慈濟視生命同等尊貴，不應受到忽視；因此決定排除萬難，在花蓮建設一座設備完善、兼富人文關懷與先進科技的現代化醫院。1979年證嚴法師於全省聯誼會正式發起籌建一座有六百床規模的綜合醫院。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正式落成啟用，為慈濟醫療志業磐石，開展了成功的首要因素。

整體而言，慈濟光是委員、慈誠的人數，就已經有五萬多人，等於五萬多個家庭，再加上其他志工團體。從學校，從志業體同仁開始，以及慈濟的志工們的家庭，這都在社區裡面，為關懷鄰里居民，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投入社區環保工作，定期聚會聯絡感情，主動關心社區需要關懷的人；從修心、齊家，改造了整個社會，發揮對國家的影響力。

慈濟透過貧戶的經濟補助和居家關懷，以及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等柔性的、心靈的、寧靜的的社會運動，這一種寧靜的改革，隱形社區的凝聚力，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相互加強的社區連結。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性轉向的發展空間。同時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和發展，起了積極性的轉化作用，改變社會的體質，安定和彰顯其對台灣社會優質文化的貢獻。

三、後續展望
依循後現代文本概念，筆者冀望本論文的書寫形式，皆使閱聽讀者得以更加指正成為文本的解碼者、意義的建構者和文化的生產者，且有助於來者之研究；另一方面，本論文研究對象慈濟資料內容豐富廣泛且具多樣性，期盼來者可以繼續加強研究發現及論述深度，以提升論文創見與價值。
論文正文p.101-102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第五章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本章從多方視角來探討慈濟的創設理念及相關志業的建構。基本上，這些都與證嚴法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強調「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宗教行止與奉獻精神有絕對的關係，藉由其個人內在特質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促成，凝聚感動了無數的慈濟人，形塑了慈濟之文化特質。包括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證嚴法師與眾不同的領導風格；也因慈濟文化進程的轉化，致使志工組織結構產生很大衝擊，造成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另外，慈濟利用了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問題，強調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本章最後發現，近年來台灣的NPO/NGO組織，有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之虞。
論文正文p.101

慈濟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及效應價值

第四章探究慈濟基金會國內往國外援助策略意義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關係。第一節慈濟國內往國外援助策略意義。國際急難訊息頻傳，僑居各國的慈濟人，主動於1985年正式成立慈濟美國分會，凝聚在地的愛心資源，策劃將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踏上國際舞台，推動濟貧救難等工作。自1991年起，國內慈濟便積極參與國際急難救援事務，慈濟開啟海外救援工作。慈濟國際賑災以三階段六大策略及其意義，以跑馬拉松式的精神持續下去，即掌握「直接、重點、尊重、務實、即時、效率」的六大原則，分為「初期、中期、長期」三階段，並以「急難發放、義診醫療、安心、安身、安生」五管齊下為具體方式；超越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適切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第四章第二節慈濟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關係。慈濟前後都藉由政府幫助，推動慈濟人文社會教化。早期慈濟得到政府技術性的協助，及與政府的互補作用，又加上慈濟本身的努力條件，歷年均獲得全省慈善公益事業績優獎第一名，廣被認同與支持。事實上，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價值，用以彌補政府部門在服務上的不足。慈濟在成立初期，仍在彌補政府失靈狀態，但慈濟仍不以獲得政府多方面的扶助有所自負，反而亟欲跳脫任何政治上的束縛。同時，法師重申對政治採取中立的態度，以不參與、不介入政治作為慈濟人規範。在國外方面，則有關慈濟援外計畫或賑災物資傳送，因與我國無邦交關係者眾，必須透過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完成任務，如紅十字會或少數災區政府和台商等的協助運作，其互動關係甚為頻繁。

第四章第三節慈濟國外援助案例──南亞海嘯。慈濟在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本節以慈濟在南亞海嘯災區賑災及重建活動情況為例，解析全球慈濟人抱持長期的愛心動員，展開街頭募心、募款的「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投入的情況，並解析其從國內外的援助行動與賑災策劃的執行，以及整合國內外資源等策略。然慈濟國外援助活動與資源的主力仍來自於台灣。

第四章第四節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慈濟於美國「九一一」時，在美國的慈濟人於第一時間給予協助，慈濟人以溫暖的肢體語言安撫膚慰民眾，以藍天白雲的腳步走在受傷的土地，展現了台灣無窮的生命力與愛心。由於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眾所矚目，於20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認證，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會員，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的團體之一，使得慈濟國際人道援助工作又邁向另一個里程碑。「國際慈濟人醫會」之定期、定點巡迴偏遠山區及離島無醫村舉辦健檢與義診，並在都市為遊民、都市原住民、獨居老人、清寒戶等做義診及居家關懷。慈濟結合醫療科技、醫療團隊與志工的愛心陪伴，將愛投注於病患的生命中，康復、獲得重生之後，病患也能轉而投入慈濟行列，採取行動利益人群，從利己轉成利人。另一方面，慈濟人必須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但是，慈濟在這種一連串援助行動的階段性過程中，仍須面對文化複雜性的挑戰與選擇，抱持文化多樣性的容忍與尊重，始能完成使命。
論文正文p.100-101

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

第三章探索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第一節慈濟國際援外之歷史溯源。1966年6月「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於地區偏遠、人跡稀少的花蓮新城鄉。由證嚴法師與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信徒組織起一個濟世團體。1980年1月為興辦醫院，向省府申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得立案通過，這也是正名「慈濟基金會」發展關鍵性的開始。1991年慈濟國際賑災開始，中國大陸華中華東水患嚴重，證嚴法師全面發起災後援助工作，並提出「直接、重點、尊重」以及「不言商、不談政治、不刻意傳教」等理念，成為慈濟國際賑災的原則。值得重視，慈濟推動整體四大志業活動係採用前後重疊式進程策略而發展成功，在擴展志業體之中，雖有明顯階段性步調，實際上是將原有組織規模全面性〈一步八法印〉不斷擴編與創新。

第三章第二節慈濟在台灣發展成功的理由與背景及條件。1966年，乃在國民黨政府政治隔離政策的施行之下，台灣人民尚正處於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的隔閡。除了人口的壓力、貧富懸殊、族群認同的問題之外，弱勢群工作不易，生活低收入、貧病殘障等缺乏妥善照顧，政府社會福利政策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叢生導致政府的失靈。此刻，慈濟慈善組織適時地產生，彌補了政府福利政策不足，照顧起弱勢族群；又慈濟倡導「祥和社會」的理念也獲得廣大羣眾的認同與支持，使得台灣社會產生極大的結構性影響與價值意義。歷年來，慈濟所從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事蹟，其行動主體出自於慈濟志工團體身上，相應於他們毫無宗教色彩所出現的草根性與親和力，呈現出一股淨化社會清流，與眾不同的組織運作特色，強化了民眾及佛教徒的認同感帶動一股參與慈濟熱潮。從而 ，因應時勢需求，推陳出新地運用其慈濟人文舉辦多元化賑災活動，快速地擴展了慈濟志業，同時兼具社會秩序與社會教化的功能，達到慈濟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終極目標。

第三章第三節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慈濟的社會服務工作，保有自主性傳統式的社會服務項目，與其他的社會福利機構之間並無互動關係。慈濟將台灣社會的女性社群，經由宗教，轉化到具體的慈善行動之中，並提供一個社交性的活動場域。而這些女性社群，一直是扮演著慈濟「濟貧」工作的關鍵角色。從勸募、收善款、訪貧、醫院志工的慈善活動，而延伸至社區志工、功能分工及賑災活動，慈濟將婦女的實踐力，從個人、家庭轉化到整個社會。這股社會力的展現，在現實世界中來做慈善服務的宗教實踐。而且一向處於社會邊緣，被視為無生產力的家庭主婦，成為慈濟推動濟世志業的生力軍，這個現象反映出相當深遠的社會意義。慈濟鼓勵志工積極透過參與組織活動和學習，在慈濟發動慈濟志工在第一時間發起救難行動過程，例如參與國內九二一地震的救援行動發揮極致，也促使慈濟發展國際賑災策略關鍵的社會效應。
論文正文p.99-100

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現況

第六章 結論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藉由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文化研究理論，和透過參與觀察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來探究慈濟這一非政府組織國際援助的實際情形，並探求其內蘊含豐富的文化結構性意涵，進而作為未來改進之道。而有關慈濟慈善志業服務真義的思索則是放在整體社會性意涵上來理解。底下，回顧每一章節的討論與分析，分別解決問題進而達成研究目的，對台灣非政府組織運作管理與國際服務功能討論分析並提出觀點。

一、研究心得
第一章緒論，旨意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以及有關慈濟文獻回顧和研究限制等。第二章開始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與意涵。第一節非政府組織定義與相關理論，分析非政府組織定義和非政府組織的相關研究論述，本文以不同的關懷重點與特色作為區隔，界定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以消滅貧窮、人道救援等工作為主要項目；非營利組織則以社會福利組織運作與管理為重心。慈濟為台灣最大規模的非營利事業組織，並於世界各地設立分會或聯絡處，積極參與各項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可見慈濟既是非營利組織又是非政府組織。

第二章第二節NGO組織源起與成立宗旨。非政府組織除了關心國內政治的運作，有些更是跨越國界、活躍於國際舞台。除了代表對於以國家、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途徑表達不滿以外，還希望以草根百姓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來建立足以與國家相庭抗禮的國內的、以及全球性的「公民社會」，倡導引領國際社會新的價值與規範，有助於減少國際間因不同政治、文化與宗教所產生的對立與隔閡。因此台灣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與全球社會接軌負有更積極的意義。

第二章第三節台灣非政府發展之歷史脈絡。台灣從一個接受NGO援助的國家，到今天變成一援外者的歷史變動，至今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增加，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公民社會發展而日臻成熟。然而有些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得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但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仍有很大彈性的活動。

第二章第四節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現況。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快速成長及政治嘗試民主化，致使許多民間團體積極自願投入非政府組織活動，進而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情況。慈濟基金會與其他台灣非政府組織等從事扶助弱勢、人道關懷及緊急醫療救援，近年來在第三世界醫療偏遠地區，以積極行動來關注國際社會，擴展我國際生存活動空間，共同推動全民外交工作的概況。不過由於除了起步較晚，以及各組織間橫向聯繫並不緊密，也易形成資源重疊的情形，以致於各非政府組織間無法形成一股集中的援外力量。但他們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有些組織在該領域中的長期投注也得到其他國際組織的重視與合作的機會，不僅藉此在國際土增加其能見度，而對台灣的國際形象也有一定的正面幫助。
論文正文98-99

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十二、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慈濟基金會屬於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以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非營利組織也相應於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運用慈濟人文充分顯示其多樣性、豐富性的行銷活動。除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公益慈善事業角色，更包含醫療衛生、人文教育、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大眾傳播和落實社區服務等，帶給社會重大貢獻和服務，這些都不是政府或企業所能取代的。

在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理念，強調未來將「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和社會作砥柱、為聞聲救苦作耳目、為顛狂荒亂作正念」。換言之，將四大志業為一體、八大腳印為功能，以人文志業中心作為港口，把大愛精神和慈濟的種子航向全球，播灑在世界各地。此後，也將「描繪真實人生、膚慰人間疾苦、啟發善良心靈、跟隨菩薩腳步、創造美麗境界，傳達大愛到世界各處」。

慈濟組織海內外會員數百萬人，共同支持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因此每當國際遇有急難、需要救助時，「慈濟」會員總是一呼百諾，紛紛挽起袖子、加入出錢出力的行列。慈濟「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不分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因此政府推動全民外交，即是要將這股向心力轉化為國人共推外交工作的動力，並透過不同民間組織在國內培育一個個外交工作的推手，都是國人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的好時機，而透過這類與海外友人直接點與點的交流，我國的外交工作才能在基層有所進展，拓展至國家邦誼的實質外交關係。國內民間團體甚多，在不同領域努力耕耘的結果，使國內許多非政府組織皆擁有廣大的會員及極佳的動員成效，在某些方面的號召力有時的確為政府單位所不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文化活動必須得到普遍的認同、支持與鼓勵，才能形塑文化的實踐。

最後，慈濟證嚴法師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部分慈濟人認為，1966年起慈濟從事慈善事業迄今已經步入第四十一年──「國際慈善」；慈濟不但改變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提升台灣主體意識價值觀，並自1991年開始又參與NGO國際賑災、人道關懷、國際公民社會等工作，在國、內外理應家喻戶曉頗富盛名不在話下；準此，領導人證嚴法師與慈濟團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誠屬指日可待？慈濟果真消除國內貧窮，而後進軍國際援外？以近年來台灣社會結構，政經詭譎、治安敗壞、生靈塗炭，百姓舉家自殘，人民困苦受罪之甚，慈濟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的確值得我們深省與探討的課題。底下，我們可從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理由，作為治本與指標性的啟示。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創建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稱格萊銀行，Grameen Bank），以表彰他們「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

評審委員會對其選擇自有道理︰「要實現持久的和平，除非人們找到對抗貧困的辦法，小額信貸就是這樣一種辦法。下層民眾的發展有助於推展民主和人權。」評審委員會還表示，尤努斯和他的銀行的工作表明，即便窮人中最貧窮的人也能透過努力獲得自身發展。以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的身分獲得和平獎，這在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確實非常罕見，可謂爆出一大冷門。

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債款，該銀行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透過格萊信托公司，「格萊銀行」還將其模式複製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目前格萊信托已在中國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的債款。

孟加拉必須消除國內貧困並為在世界範圍內根除貧困付出更多努力。全世界抗擊貧困的戰鬥將會進一步升級，在世界大部分國家，這場戰鬥都將透過小額債款的模式進行。不應當有貧困，無論任何地方。「 639萬名借款人中有96%是女性。《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說，依靠小額債款這種消解力量，孟加拉的貧窮女性成為最大的受益人，因為傳統的銀行通常拒絕向這些沒有經濟保障的窮人發放小額債款。此外，格萊銀行每年還為2.8萬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已經有1.2萬學生在其發放的教育債款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等教育。

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看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道統也在隨著時代發展悄悄發生著變革。

由上可知，包括台灣的NPO/NGO組織進程，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如何消除國內日漸貧富懸殊窘境？落實安和樂利的社會？消除本身「國內」貧窮為NGO基本首務。無論法師在意獲獎與否，慈濟人第二輪〈四十一年開始〉的「國際慈善」仍應努力不忘本地照顧國內貧困，消除貧瘠之象，始有獲獎的可能。
論文正文p.96-97

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

十一、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
本文研究出，草根組織（Grass Roots Organization, GRO）特指非營利組織(NPO)及非政府組織(NGO)中那些紮根於城鄉社區的基層民眾組織，側重於發展中國家的基層組織。草根組織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慈善組織團體。NPO /NGO草根組織的結構發展，其成員和志願者都是社會大眾，同時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些組織的產生與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其主要社會資源，包括資金、訊息、志願者等大多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具有轉型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綜觀通過台灣草根組織近年來的發展事實，來概括這類組織未來的五大趨勢，有：從一支獨秀到遍地開花，從單打獨鬥到合作交流，從精英治理到制度建設，從默默無聞到積極獻言，從無人知曉到倍受關注。這五個趨勢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台灣草根民間組織的成長歷程及相關外部環境的變化。

阿帕督瑞(Arjun Appadurai)稱「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這種源於社會結構下層，是以基層角度來介入全球化趨勢發展的模式。他認為，學術研究必須重視這些草根性全球化，嘗試認知草根文化的語彙，防止學術研究被既有知識交換的結構所限制，成為社會主流勢力的共犯，把基層的聲音和觀點排除在知識複製的機制之外。換言之，阿帕督瑞認為，學術研究想像力的擴張在於認知草根文化中想像力的活躍狀態以及其產生的能量，如果學術研究畫地自限，認為草根文化不過是懷舊凝滯不動的傳統勢力殘留，那無異是學術想像的貧瘠化。

本文分析發現，慈濟自早期(1966年起) 「竹筒歲月」裡的30位「草根 」家庭主婦們草創「慈濟克難功德會」開啟了更深、更廣的草根文化意涵。草根和有權無權，地位高下沒有關係。不論居住都市或鄉下，對社區經營，社區互助，互動，互惠關懷的感情；不論學歷家世，上至富商顯貴，下至農工白丁，皆同心協力。但近年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儒雅崇尚「慈濟人文」的精英文化。所有慈濟人均須不斷地接受這種精緻文化的專門訓練，藉以「提升」慈濟人文素質。事實上，慈濟試圖建構集體認同「慈濟人文」的效用，也同時拆解正在被召喚的集體認同，瓦解「草根性」的穩定性；大多慈濟人一方面感受「慈濟人文」的召喚，卻也同時意識到不真正位在這個「草根性」的磁場。一種因功能和階級意識強弱不等而造成的同時「既在其內又在其外」的詭異感撕裂了「草根性」圓滿凝塑集體認同的可能。這股看似不起眼的草根，卻潛藏在社會底層的草根公益勢力，連結草根社會資源，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資源，誠屬不容小覷。

非政府組織(NGO)也稱為草根NGO，或稱作草根性民眾組織。它對照現代化的都市，這並不表示草根性處在台灣「現代性」或現代化的邊緣；恰恰相反，台灣的「現代性」造就了草根性，草根性在台灣「現代性」的情境中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草根性不代表回憶、凝固、懷舊和傳統的眷戀；草根性與「過去」的連結反而是它現在生存的契機和展望未來的願景。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84)認為，社會中永遠存在一種草根基層的面向，是權力關係無法全然掌控的。這種草根的面向並非處在權力關係之外，而往往出現在權力關係的極限或界點(limit)，以一種逸逃的方式(movement of disengagement)回應權力的侵進(Foucault 1980b:138)。只要有權力關係存在，就有抗拒。

本文從文化研究視角，吾人可以不用傳統西方「人文主義 」的解釋，而用較為寬大的解釋。即是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的創造。所以一切文化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草根文化，生於民間，長於民間，沒有經過主流意識的疏導和規範，沒有經過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滿著鄉土氣息，涵蘊著豐富的生活共識。若依「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述說，可以容納各種不同思想文化的態度與胸襟，其廣博處，可以涵蓋一切人類的成就，「人文」即是對於人性、人之文化及其價值，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今天慈濟慈善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援助活動，如何紮根凝聚「全球性的思考、草根性的行動」？推展「慈濟人文」強化精英文化 持續容忍和尊重草根文化？這是值被回顧、檢討與反省的課題。
ps: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對人文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現代的人文主義開始於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在各個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義，在這裡一般人文主義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也有的人文主義運動認為人有參加儀式和規則的需要並組織一定的團體來滿足人的這種需要。
草根（grassroots）一說，始於19世紀美國，當時美國正處淘金熱（Gold Rush）狂潮，盛傳山脈土壤表層草根生長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蘊藏著黃金。後來“草根”一說引入社會學領域，「草根」就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內涵。近來文化研究學者多有引用「草根」一說者。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野草是陽光、水和土壤共同創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無羈，但卻生生息息，綿綿不絕；野草永遠不會長成參天大樹，但野草卻因植根於大地而獲得永生。 野草賦有民眾精神，它甚至於帶著頑固的人性弱點，草根性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立性。
論文正文p.94-95

尊重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

十、尊重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
非政府組織是當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國際關係的內涵漸趨多元化之際，國際性議題透過跨國性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形成政策共識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因此，維持非政府組織的獨立自主、與政府角色應有所區隔，是確保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活動時爭取公信力，同時亦可避免政治干擾的先決要件。同樣的，政府組織極力為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之餘，在國際場合應堅持本身的獨立性，以關懷國際社會，營造國際和平的目標，積極參與各類國際事務，是爭取國際支持的主要來源 。

當今世界文化的力量不能左右著人類，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霸權的力量。原因在於非政府組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極其豐富性，賦予信眾更大的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目前由於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尚且在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換言之，這些創造性意義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信眾的引導與互動都先於生成而預存於文本之中，信眾早被鑲嵌在文本之中。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功能、技術功能的對話互動則應更具涵融性與更具多樣性的模式來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即從原初創造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 ，改變重構一個新語境，此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切實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公民社會代表了一股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同時也是在國家之外，有相當自主性社會的一部分。由此觀之，公民社會係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亦指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網絡，且此網絡關係是由自主的、不受國家支配的民間團體所組成。同時，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或行動，皆亦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易言之，非政府組織所期待看到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志願結合的領域，本身除了有共同的規範與利他目標外，還要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必須能夠有相當的自主性，也就是自己訂定標的、自力身體力行、自我承擔結果，不受國家操弄。組織結構(structure)成員須有完全的自主權，也不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慈濟自制以全球「社區主義」和謙卑「自我管理」建立其主體性；慈濟的委員分層負責聯絡、照顧300萬名定期捐錢的會員，付出殷勤關懷，不下於對親朋好友的感情。慈濟的委員志工還會針對地區委員召開定期「教育訓練」，其嚴密的訓練課程、不斷強化的「組織文化」為專業化目標。
ps:
張家銘，2005，《我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人道救援行動之研究》，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文以傳播媒介文化的原創的分離與重構為例，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傳播媒介給文化藝術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媒介文化產品與文化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即所謂「重置語境」，文化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藉此描述非政府組織應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論文正文p.93

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

九、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
台灣地區宗教非政府組織活動蓬勃發展，藉由對宗教事務的服務與崇拜，宗教藝文活動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已形成一種包括信仰在內的實踐體系的覺醒意識；除了瞭解並探討宗教本質之外，更對宗教非政府組織事業經營上所面臨的組織與管理問題涉獵更深。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服務志業是一項神聖的工作，需要借重智慧發心立願，成就大事因緣的不朽盛事。比如，證嚴法師對於「慈濟」四大志業原以「愛為管理，戒為制度」的作法，已改為企業化的有效管理方式。其實任何非政府組織所作有效的運用，均在結合人力與財物俱全的豐沛資源，莫如以企業經營的理念與方式去從事組織管理、資源整合、志業發展，創造出比企業更為輝煌而永續的經營成果。但相對的，因提升非政府組織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在組織內部卻屢屢產生不適應的問題，例如，對行動主體的慈濟志工而言，在文化活動上產生權力關係的干擾，因此亟需致力調解、克服組織主客之間的分岐，並且改變管理結構。

非政府組織資源的有效管理運用，當然是人與事作最適切的配合。人力資源的運用方面，涉及主事者及管理人員的教育、訓練及觀念作為的改變，及當事人對管理學概念的認知。從內政部歷年來表揚非政府組織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事業資料內容，可發現非政府組織對其擁有優越的資源並未作系統的規劃與管理，對於社區意識的培養和蘊釀，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及社區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共享與交互利用的自覺，以及資源的儲備運用，經營管理之公開化、專業化與現代化，甚至藝術化，均有待加強改進。

台灣宗教型非政府組織趨向合理化的過程，就像現代社會中其它的體制，也逐漸表現了官僚體制化的現象。不論體制本身或體制之外的社會關係，都明顯受到這個過程的影響。從體制本身而言，宗教體制不僅行政管理日漸官僚化，而且平時的運作也受制於官僚體制的邏輯及衍生的問題；從體制外來看，宗教體制透過典型的官僚式互動與其它社會體制、其它宗教團體進行交涉來完成使命。另一個實質的影響來自宗教在當代社會的「位置」，也就是宗教的社會「關係」〈relevance〉是在私密領域，消費者卻偏好反映了這個領域的「需要 」。
ps:
Jeffrey C. Alexander,Steven Seidman主編，古佳豔等譯(2003)，《文化與社會：當代辯論》，台北，立緒文化，頁310、312。
論文正文p.92

在變動的世界中體現生存價值

八、在變動的世界中體現生存價值

台灣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近年來，正處在轉型和發展的過度時代，面對著兩岸關係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和經歷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驗，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家庭關係都處在不斷的變動和調整中，人的未來命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心理狀態都在轉型中動盪、變化。在這政局不穩定、失業率飇高的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這個社會動盪不安中丟失和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因此，藉由慈濟文化活動熱絡氛圍，不僅僅可帶給人們夢幻般的想像和心理刺激，同時也通過其實踐過程這面鏡子來觀照自己心靈的變異和外在世界的詭異，通過慈濟文化符號運動與同樣處在變動世界的其他人共用苦難、迷惘、欣悅和渴望，來理解、對應和詮釋人們所遭遇的現實。其實，人們所期待的是一些真誠地關懷人的生存狀態、人生困境和人生經驗。易言之，就是對我們所遭遇的現實和我們所經歷的人生的一種摯愛，它們將連接我們對現實的體驗，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誠守望人生，與眾生對話。對於當下一般人身心狀態和境遇的關懷而以洞察力、同情心和現實精神，與大眾共享對於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這一世界的理解，從而達成彼此心靈的融合。創造成為這一變動時期文化發展高度的一種標誌，也可體現了台灣非政府組織文化實踐意涵中不可替代的生存價值。

近年來，慈濟因為注重時間性與空間性、強調人文與環境共生共存狀態所形成的風格，並且具有一種能夠被辨認的能指系統，獲得了一種公共形象而走向世界，創造台灣式樣的慈濟商標或者說品牌。但是，站在國內、外發展上來講，慈濟國際援助全球化策略並非先驅者，乃是後來者的模仿，其所具備的邊緣性優勢已漸消失，曾經在一定的意義上所具有前衛性和探索性的使命感也將會消失殆盡。事實上，欲再開發創造力和想像力，急需排除不斷地自我複製。
論文正文p.90-91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

七、利用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

慈濟援外活動相與對應的結構性條件主要還是來自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的認知，藉以直接左右了本土宗教非營利組織福利服務的發展趨向。事實上，這種取決於法師本人「世界圖像」(world image)而來的福利作為，固然有可能將本土宗教的社會服務推向高峰，但是，往往也引來立論角度不同所衍生出來的社會批判與道德期許。在一些文化系統裡，宗教也可說是所有的文化組織裡有最強勢的發展，即便是宗教性非政府組織團體反而負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像慈濟是一個包含宗教和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曾被諷喻為壟斷慈善資源的「慈善霸權者」或慈善烏托邦的稱謂，這些遭致許多的社會期許與社會壓力，源源不絕。

藉由女性 對人際互動能力的提昇，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重建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內涵，這種另類的文化邏輯正是勾勒民主政治的社會空間的導向。但事實上，權力意識與人文倫理的關係的混雜，至今仍然浮現在周遭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及其宗教性組織裡面。就其社會性意義而言，還是在於突顯出一種建基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神聖魅力的組織性集結以及所產生的非預期性的後果，像是會員膨脹、組織膨脹以及社會期望膨脹等等。

例如從本土社會視角，慈濟語言 〈如善解、包容、知足、感恩；愛與關懷；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等等〉它已產生了意義，也更創造意義。尤以「感恩」已成為社會交流互動的共同語言。再同另一些字詞組合、排列、串聯起來，它可以作為名稱、標語，它也作為問候、祝福、祈禱的代碼，以及作為最常見的情感意志的記號，它既佈滿大街小巷，又充斥著媒體機器。對於民眾而言，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經常捕捉到的字詞。這似乎是當代台灣本土記憶的表現：愛與關懷、祥和社會，這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日常情境？這不是那些在歷史陰影中的人們，那些在昏暗街道上徘徊的人們的具體而切實的欲望？但這幾個令人震動的善良淳語使一種氣質、一種意願、一種心態暴露無遺。這是最公開的幾個詞彙，但又是埋藏真理的幾個詞，這也是常識性的詞，但又是無限表意潛力的詞。

慈濟文化的「感恩 」字碼成為社會一種流行語彙的時候，便不僅是某種時髦的文化符號的組成部分，而且在有意無意間顯現當前慈濟的一種特定意識形態症候與其文化實踐內容。在當代台灣文化現象中，許多人存在著某種「慈濟情結」，因此針對著慈濟這一多重編碼的形象，但類似的僭越與褻瀆在90年代初期即已悄然而生，例如社會善款資源被慈濟獨佔和壟斷爭議等等；慈濟這些神聖的禁忌也成為調侃、諷刺和批評的對象。但是經過情緒發露之後的懷舊，在消費和消解昔日意識形態的同時，反而令它成功地架構了一座文化橋樑，將禁忌與創傷轉換為一種類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促使它對自身邊緣位置的接受，轉為突破中心、朝向世界中心，由沉寂轉向奔放一種不可摧毀、永難毀滅的信仰與意志力。獲得了不可預期的效應。

從非政府組織所碰觸到的社會文化現象，在面對人性善惡、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溝通、淒苦的生命故事、都市人困惑和迷亂、透視人的心靈、創造性地揭示當代人夢幻困境的時候，當竭盡所能的付出的同時，作一反省；有人指責，慈濟興盛之餘，邁進國際賑災參與國際事務之後，最缺乏的，乃是對本土及志工生活的真誠、洞察和熱情。慈濟本身具有生存的優勢，在廣泛融合世界文化氛圍的基礎上，得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的社會人生，與台灣人自己生存狀態和文化狀態相聯結，成為對人的生命、生存和心靈的觀照、呵護和熱愛。
ps:
林芳玫在《女性與媒體再現》一書藉由女性主義對「人際互動能力」的討論，以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重建。反映出女性文化研究獨創一格的異議風格與理想主義色彩。
陳光興，2001，《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圖書，頁166。
符號理論發展自瑞士語言學家婓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著作。他表示「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經由一串連關係的系統，一個充滿相似與差異的網絡，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產生意義、製造意義。
「符號」(Signs)往往是由符碼所組成，符碼則被一些外顯或內含的規則所主宰，而這些規則又是經過文化或是社會團體(如慈濟)的成員所一致接受同意的。如此，符號系統攜帶著經過編碼(encoded)的意義和信息，只有懂得這些符碼的人(如慈濟人)才能解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46-1960)更進一步超越文學性和哲學性的分析，直接檢視語言的多種形式；在這些分析底下，語言被使用來賦與活生生的經驗意義。
論文正文p.90-91

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

六、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
非政府組織在90年代開始，其文化展現出複雜多樣面貌。比如，不斷出現一批批穩定、富足的企業或個人資本家加入非政府組織機構。在當前台灣泡沫經濟奇觀下，這些新富群體寧可捐獻機構而不願繳納政府稅款。隨之而來的金錢與政治權力關係在機構內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必然造成新舊排擠現象，資深者成為邊緣弱勢個體或群體的「他者」，這是不爭的事實。從文化感受性上說，其隱藏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在被熱鬧非凡的消費情結所遮蔽，顯然在有意無意間展露了無「差異」的消費圖景背後日漸不「平等」的階級現實，也同時觸及在台灣社會現實中彼此衝突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以及身分政治和身分危機與焦慮。這些從未被提及的事實，乃為典型的葛蘭西所謂的意識形態合法化與文化霸權的實踐。消費主義成了當下最有力的書寫之手，其消費的可能與方式清晰地劃定了不同階級、階層的活動空間。這股「進步」情況下，顛覆了這井然有序的社會層次；人們似乎指認階級、探討平等，便意味著拒絕改革，要求歷史與倫理，便意味著拒絕民主與侵犯自由。

然而這凸顯而出的階級事實，並未真正使非政府組織機構核心份子動容，反而更使它亢奮地加速進程。迄今為止，鮮少人認真面對現實提出諫言。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佛教文化的異化現象或禁忌，不如說它出自某種拒絕反思與基於慈悲情結的邊緣性選擇。對於類似改革的陣痛，歷史的代價與進步的過程等等的現實修辭，已不足以有效闡釋及遮蔽這突出類似社會的困境的不安。這或許可以說，正是實踐者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模糊過程，它不僅是潛在地將資深志工指認為公平競爭中合理的劣汰者；當他們的消費殆盡之時，主觀地認定他們將無法成功地繼續開發有效資源，而不做具體分析地完全歸咎於他們自身原因。

慈濟已進入第四十一個年頭。慈濟變革迄今十年，部分資深志工徘徊失所，這段漫長日子讓志工種下記憶、思念和尋找的情結，這種痛苦情結，很自然地被編織在有序的時間鏈條上。在歷史變動中，今天慈濟能夠發光發亮，志工雖然存在著成就輝煌的歷史記憶，卻因組織結構的轉變而漂浮虛無。當一切建構在權力關係運作之下，組織架構改頭換面時，這個線性的時間關係便缺少內在的聯繫，倫理體系遭到切割，產生了變異的時間邏輯 ；這使得記憶的喪失和無邊的思念，意味著時間的斷裂。由於過度的曲調切換，志工敘事的統一體被解除了，不再任其自由表現或選擇，造成無限循環的割裂。團體指向也在這種相互無關聯的片斷的文化時間性中，出現了無整體性關聯的片斷化和片斷的無意義重複。追隨者已渡過充滿激情的時代，也因多元主義的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祭出「後現代理論」 的口號，成為志工們隨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辭。但站在文化概念，重新審視文化轉型期大眾弱勢群體在不平等社會現實中的地位變遷，是值得被檢討與批評的。誠然需要「自我反身組織」(self-reflexive-ganization)、及聽見那些在組織裡被邊緣化或被排除的聲音。

這些資深的慈濟人，大多有二、三十年以上的資歷，在志工生涯中所賺到的，只不過是一分「歡喜心」而已，並不是財富和社會地位。慈濟有現在的成就，我們僅能以同理心贊歎這些戰鬥勇士們的「幸福」〈慈濟語彙，義為辛苦〉。正如雷蒙‧威廉斯、湯普生〈E. P. Thompson, 1924-93〉認為：「歷史是一種我們在其中戰鬥的形式，在我們之前有許多人戰鬥過。過去並非死寂、沉滯、框限；相反地，過去攜帶著創造性資源的記憶和痕跡，能夠支撐現在並預示未來的可能性 。」對過去的肯定，也是未來的希望。
ps:
變異的時間邏輯，是由多次變調和轉調中被加長的過渡來表現的，對敘事的割裂，是一種無限循環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說無歷史聯繫性的敘事本身只能是相互無關聯的片斷。本文，以線性時間的論述方式，探討志工文化現象之變異所產生衝擊，此種線性架構的作業思考方式和實踐，卻也帶來如同非線性企劃行為的所產生的時間斷層。面對這種既有的文化現象，讓吾人不得不放大視野，進而開始省思文化現象的變異，探討整理出其間的關連性，這種時間的論述方式的差異，或可將我們的社會文化系統帶往不同的方向發展。產生更加民主、多元，甚至個性化的社會價值和文化體系。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理論「斷裂性」，Francois Lyotard在1984年曾提出：後現代是要將自身發展為一種不連續性(discontinuous)、災變性(catastrophic)、不能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悖理的(paradoxical)理論；它最關切的是猶豫不決、無法完全精密控制的、因資訊不足而導致的衝突對抗、支離破碎的(fracta)等(引自尤淑慧，2003)。這樣的論述說明後現代具有斷裂性質而難以精密掌握。
Ziauddin Sardar著，陳貽寶譯，2004，《文化研究》，台北：立緒文化。
論文正文p.88-89

慈濟志工組織結構的轉型與衝擊

五、慈濟志工組織結構的轉型與衝擊
慈濟在1981年成立「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籌建委員會」之際，也即是坊間所謂的「財團」開始進入慈濟核心，由此，慈濟已得到眾多企業機構或企業家個人支持、贊助。社會掀起一股慈濟熱潮，他們不但捐款、募款，出錢出力，甚而投入慈濟委員、慈誠〈慈濟志工〉行列，提供不少管理上的改革建議，醞釀世代替換情勢。慈濟醫院開幕前，證嚴法師為感恩捐款滿百萬元台幣贊助建院的大德們出錢成就慈濟志業，特地頒發「慈濟榮譽董事」〈簡稱榮董〉聘書；該年八月在靜思精舍成立榮董聯誼會，滿足他們雙重身份〈企業家和慈善家〉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利益。此舉，慈濟雖無似契約交換條件，只在人性上預留他們的揮灑空間，即便是一種打開善門引導眾生進入佛門的權巧方便，然已開始有了金錢權力運作的氛圍；相對的，也是慈濟運用企業經營管理行銷策略奏效的重要一章。

慈濟又於1997年假以推動「社區志工」制度 ，使得志工組織產生重大變革與衝擊。在推動社區志工過程中，「慈濟志業中心」〈職工〉順理成章的主動介入志工組織，即在志工組織內的獲取位置與主導決策權 。掌握原由全省自主性極高的志工團隊主導的會務、撤換資深志工的領導幹部，轉由第二代〈企業家〉的慈濟人擔任要務。從專業化規範機制的角度觀察，慈濟志業中心推動社區志工制度過程，宗教處職工由於無法充分擁有類似的志工參與經歷，對於志工組織調整的制度化不能產生相同的決策觀，也無法充分掌握地方志工組織運作與需求，並在推動的過程中也不能獲得自主性高之志工群的認可。原來「由下而上」的扁平式管理機制已遽轉為「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科層制度式運作，各地分會、連絡處明顯介入金錢權力運作，志工體系倫理遭到嚴重的破裂與切割，團隊面臨崩解，志工無所適從，頓失歸屬感，造成志工人力資源、募款來源流失。

由於「階級」是一個歷史現象，是社會和文化的形構，經歷某些過程而產生，而這些過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自行變化發展。非政府組織團體文化結構的轉型與衝擊中，握有主導權的菁英藉由賦與他們的文化形式和實踐，以充分的合法性和曝光機會，經由向外投射他們的價值領域，得以展現其權力。因而導致實際行動主體的志工的「失語焦慮」情形，均係來自階級權力關係的運作所致，也影響了集體文化實踐的合理性問題。如何重新創造志工生命力，再現其豐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有感特質。能否改善這種關係，追回過去所擁有的精神震撼力和美學的震撼力的志工團隊精神，積極進入全球化的康莊大道，值得深省與探討。

從社會心理學 的觀點加以定義的所謂團體，乃指具有如下特徵的一羣人：○1各成員相互依賴，在心理上彼此意識到對方，即意識到團體中的其他個體；○2各成員間在行為上相互作用，直接接觸，彼此相互影響；○3各成員具有團體意識，具有歸屬感，具有「我們同屬於一羣」的感受，意識到「我是這團體中的一個成員」，彼此有共同的目標或需求。因此，建樹慈濟團體的「歸屬感」仍是值得重視的課題。在文化的改變中，制度的衝突也變成了人與人的衝突，制度的改革也可能假藉「心靈改革」之名而轉嫁到社會個人身上，成為個人的責任。而領導權在訴諸實踐的過程中，邊緣群體不能表達他們的「同意」的，誠屬違背組織的神聖理念與使命。
ps:
*證嚴法師解釋，推動「社區志工」理念，是為要落實「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目標。其因是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全台三十年來最大的水患，慈濟人在災後半個月共動員上萬人次投入救災工作。證嚴法師除呼籲「救山救海」外，並推動「社區志工」理念，將慈濟人依居住地重新編組。法師指出，以過去慈濟委員的組織型態，很難落實，因為每組委員分布不同地點，造成區域活動不均；若能以社區為單位組合委員，集中力量舉辦就能落實淨化人心的工作；以個體構成整體，社會就能因而得到淨化。
*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192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F(Floyd Allport，1890～1978)研究群體水平的社會心理，對社會群體進行分析﹐揭示群體的靜態結構與群體的動力學原理﹐這是社會心理學最主要的研究領域，研究對象主要是群體的各成員之間、群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論文正文ｐ.87-88

慈濟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四、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傳統形上學之所以歌頌永恆、完美，並非無視於經驗世界的變化無常、缺憾、罪惡的存在，而是企圖憑藉那些形上信念的力量，給人們以安慰、希望、警惕與鞭策，以「理想」來提昇「現實」。有許多經驗卻不適合用認知的方式去說明，譬如情感的、意志的、道德的、審美的、宗教的經驗等等，就屬於「直接的體驗」，這些經驗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寧可為之犧牲為代價。事實上，犧牲奉獻，是為「行善」文化結構合理化的過程，常常一直存在於他們形上思想網路中脈動著，這種經驗也只能親身體會。

本論文發現1996年是慈濟文化轉型遽變的一年。我們不能不從證嚴法師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釋民眾對它的認同和追隨。台灣慈濟文化是「新文化」，這個文化的提出者和權威闡釋者是證嚴法師。法師處理和展望未來的所有表述中，他都毫不猶豫地站在志工一邊，他對志工運動的熱情贊頌，對他們思想品質的想像性構造和傾心認同。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裡，他對「有機知識份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們負有回答「卑賤者」提出的問題的義務。但是，在證嚴法師那裡，知識份子並不負有這樣的義務。準確地說，他們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個任務。佛教經典(比如妙法蓮花經等)與大德人物在證嚴法師熱情贊頌和詩性表達中，顯示了道德理想無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建構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這些表達道德理想的形象在台灣民眾那裡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就如葛蘭西認為，人是被觀念(ideas)，而非武力所統治。統治團體支配社會大眾的主要憑藉在道德與知識的領導權(leadership)，以進而塑造社會的信念。換言之，道德與知識的權力有時比武力更具有支配大眾的力量 。

這種心態是「唯一」的，慈濟志業體雖有分工，因為他們相信，證嚴法師就是真理的化身，是慈濟人利益無可懷疑的代表，他一個人的思想足以處理所有公共事務和問題。這種絕對的「文化領導權」仍被慈濟人「熱烈地贊同」是因為作為「屬下」的慈濟人已別無選擇。屬下產生「失語焦慮」 在這時是不能說話的，比如撤換資深慈濟志工主導權問題。但是這一領導權達到極至的時候，恐怕也正是危機的時候。社會道德在不斷的淨化中演變為一種道德的宰制力量，它或已不再是一種詢喚和感召，而變為一種向人性和道德宣戰的實踐。在如此社會道德的淨化中，慈濟人大都有是意無意中以一種割捨、排除事業與全部日常生活為其最高榮譽代價的，任何與人相關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視為是不淨和不道德的可能。

但從現代組織理論來說，人有很強的創造性和個人發展的需要，必須減少人的依賴性、從屬性和順從性，使他們個人的的潛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在集權與分權上主張更多地分權，在組織結構方面傾向於扁平式的結構，領導者必須盡量減少專斷獨行，組織應允許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志工有可能自己決定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並能使組織更加靈活地適應社會、經濟和技術的變化的需要。

本文探討，慈濟草創時期資深委員(志工)們深耕打造慈濟版圖，在法師精神理念蘊育之下，志工團體已然形塑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換言之，志工成員在彼此相互教育作用下，衍生一種類化過程，即經由彼此薰陶感染、潛移默化和文化趨同的過程；在模仿、暗示、認同、順從的傳承基礎上，自覺形成團體的規約，而建構了一個高效率的志工團隊。也就是證嚴法師常說的，慈濟是一個「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的自我管理的佛教團體。

本文研析發現，近年來「自我管理團體」的組織架構，已經日益成為台灣志業(或企業)中的基本組織單位。自我管理團隊的組織形式，改變了過去一般依靠管理、監控、指示、命令等刻板的管理形式，使志工的個性和創造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同時在順應人性、尊重人格、激勵其主動性與創新的精神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此而言，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志業，其領導力應是「由下而上」的生成，而非道統認為的只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唯有能持續的在各階層培養出領導者的志業，志業才能適應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但是，慈濟卻一改過去橫向扁平式的自我管理方式。究其原因，慈濟1997年落實社區志工服務後，由於慈濟志業中心宗教處介入而改變為科層管理方式 ，導致原創組織文化的破裂或分離，以及社區服務範圍過度分散的結果，失去了一個自動自發的自我管理團隊。
ps:
*王順民，1999，《宗教福利》，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頁.90。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生於義大利南部的新馬克思主義者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發展出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理論，指出權力的維持不僅依賴經濟和物質的力量，更要依靠說服被統治者接受統治階層的思想信仰。
*「失語焦慮」，1.沒有獲得發言的權力，2.未具有詮釋實際對象之相對語言，3.結構下之失語。
*賴家陽《慈濟志業中心之制度化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1年
論文正文p.85-87

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三、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慈濟基金會自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在人道救援議題與組織運作上，彰顯輝煌的成果與表現，獲得不少殊榮。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凝聚在地的愛心資源，推動濟貧救難等工作。目前全球有四十五個國家設有慈濟分支會或聯絡處。迄今累計援助了全球六十五個國家，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

藉由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慈濟基金會在2003年12月以「台灣佛教」之名通過NGO申請，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精神的團體之一，亦即正式加入聯合國「非政府國際組織」會員(NGO) 。慈濟基金會於2006年五月舉辦四十周年慶時，接獲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賀函予以肯定讚揚，其全文翻譯如下：

「敬致證嚴法師：欣聞，謹向貴會致上誠摯的祝賀之意。貴會身為非政府組織之慈善機構，長期致力於健康照護、教育、人道救援、社區服務、環境保護等努力，世所共睹，並已成為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之合作機構。尤其貴會戮力消滅貧窮的各項計畫，包含建設學校、醫院、廣庇天下災民之大愛屋援建等各項志業推展，正與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不謀而合。真誠期盼聯合國與貴會持續合作、努力，讓貴會之核心價值──「淨化人心」的理念，早日實現。科菲‧安南　敬上」

慈濟透過像是對於貧戶的探訪、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等的志願性奉獻的志業活動，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若干社會性轉向的發展空間。這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或發展，是可以起積極性的轉化作用 ；這也是慈濟受到社會期待的重大意涵及使命。綜觀慈濟國際救援工作，已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自北極圈之天寒地凍至熱帶地區的酷熱難耐，慈濟人身冒疫病、戰亂危險，懷抱「 難行能行 」信念，一次次達成艱困任務。

在1979年5月證嚴法師於慈濟委員聯誼會上宣佈發起籌建「佛教慈濟醫院」，證嚴法師呼籲「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宏願，擴展四大志業落實「為佛教、為眾生」師志己心。迄今2007年，法師仍然朝向未來理想目標：第一，邁向「慈善志業國際化」，用大愛走向地球村，祈願天下無災無難；第二，尊重生命「醫療志業普遍化」，用慈濟醫療網，讓每個家庭安心；第三，良能與功能並重「教育志業完全化」，認真培養下一代；第四，慈濟「人文志業深度化」，淨化人心祥和社會。這是傳承了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理念，亦實踐了他老人家的遺教〈印老於二○○五年圓寂〉。

從慈濟國外援助的發展界面來看，慈濟藉由國內四大志業的成就為立足點，而試圖參與國際事務來擴充世界版圖。而這些相關的期待乃是證嚴法師和慈濟人共同的遠見，在不標榜突顯個人魅力的人性領導、和滿足需求感恩的忠誠心理、以及主動自發全心奉獻的情形之下，慈濟人滿懷驅動著的「使命感」，相信能夠戰勝自己克服一切困難，並且欲求積極完成實踐未來願景。雖然近年來慈濟四大志業引進了高科技的專業知識，強調專業管理階層的自主性，以及突顯組織管理的運作法則；但是，非政府組織必須強化內部治理能力的建構，永續穩定發展中方能在國際救援事務議題上展現實質的功能與效應。
論文正文p.84-85

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

二、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

非政府組織機構的興起，是為彌補工商界凡事以利益為考量，和政府以照顧多數民眾為原則而產生偏差。範圍包括文化、教育、藝術、醫療保健、福利、宗教、人權維護、社會公益等，這些非政府組織機構皆形成了所謂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與商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相輔相成，發揮促進社會健全發展的功能與作用 。像慈濟歷經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從僅有的台幣三千萬元建院基金，完成數億元造價的「慈濟綜合醫院」。探究其因，其先後善用行銷的觀念和技術推動慈濟人文的精神產品外，而且關心到人物、地方、理念和組織的行銷策略，俾能更有效地達成非政府組織的使命和目標。

本論文發現，慈濟既是宗教型非政府組織(NGO)，同時也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非營利組織(NPO)，「行銷 」不只適用於營利性的企業，它同時也可適用於非營利性的個人或組織。自1970年代以來，愈來愈多的非營利性組織，諸如教會、學校、醫院、軍隊、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政黨或宗教慈善組織等，採用行銷策略，有效地達成組織的使命和目標。非營利行銷﹙nonprofit marketing﹚的類型，主要有服務行銷、人物行銷、地方行銷、理念行銷、組織行銷等五類類型。慈濟所有活動靈活運用了非營利行銷導向的觀念和技術為其成功策略，茲簡述於下：

〈一〉 服務行銷﹙service marketing﹚：如慈濟志業的社會服務工作等。以無形的產品創造交易的行銷。如學校的教學和社區服務，醫院的醫療服務等，都可利用服務行銷來為其顧客或服務對象，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
〈二〉 人物行銷﹙person marketing﹚：如證嚴法師個人的特殊魅力，慈濟人形象塑造、建立聲望。用來做有利反應的行銷。將組織本身和著名人物結合起來，以協助達成組織的目標。
〈三〉 地方行銷﹙place marketing﹚：如慈濟國內、海外分會連絡處等據點。為了對某一地區爭取有利反應所做的行銷努力。可利用產品設計及廣告、公共報導、促銷等各種方法，來創造或改進該地區的形象。
〈四〉 理念行銷﹙idea marketing﹚：理念行銷亦稱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是指為了要推廣某一社會理念或議題所做的行銷努力。其涵蓋的範圍甚廣，諸如公共健康﹙如戒菸、戒酒、反毒等﹚、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人權、兩性平權等，都屬於理念行銷的領域；另如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的理想和實踐。
〈五〉 組織行銷﹙organization marketing﹚：組織行銷是指組織為吸引會員、捐款者、參與者和志工所做的行銷努力。許多宗教組織和公益團體，都曾運用行銷的手法去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捐款和志工服務。

本文研析多位學者 指陳，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未來發展趨勢計有：穩定成長、多樣化的財源、專業化、權責相符、影響公共政策、志願服務、依人口特質分化、全球化、受資訊科技影響、第三部門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等十大趨勢。這十大趨勢的說明便已將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帶向了策略性思考，原因是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思考他在這個社會中的存在性、價值性與發展性，以及使命感，在今日不能因應環境的組織是無法獲取有利的資源、發揮有效的服務，建立良性的發展運作，才能談到組織的永續經營。社會工作在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已經漸漸受到重視，直接的助人服務已不能滿足社會及組織的需求，加上受到科學管理的影響，且為妥善的運用與管理有限的資源，責信於社會大眾，發展社會工作管理實有其必要性。而由於目前社會工作管理的實施都在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裡，在管理的知識與技術中，以行銷概念最為學者所倡導。
ps:
*文建會，1997，《藝術管理25講》頁.37
*從行銷學的理論與實務來看，非營利組織與營利事業組織兩者並無太大差異，非營利組織皆引用了營利事業組織的行銷策略，只是非營利組織的行銷目的不在於追求利潤，但為有效達成目標，還是運用行銷策略，從事各種行銷活動吸引顧客使用其所提供的產品，來取得維持組織營運和完成各種指標所需的資源。
*黃俊英，2003，〈行銷學的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28。
*1998年六月初美國舊金山大學非營利組織管理中心主任Dr.Michael O’Neill來台灣參加有關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發展研討會中提出未來發展趨勢。及指陳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學者：許士軍，1980；吳思華，1980；黃俊英，1980，1991；Kotler & Levy，1969；Kotler，1972。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第五章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台灣非政府組織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對國際進行人道援助，一方面提高我國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鞏固與擴展外交關係，甚而藉此拓展國際空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創造了國際社會中許多不同形態的文化、社會網絡的形成一股全球新勢力。同為台灣非政府組織的慈濟佛教團體展現人間佛教的理念與風格，摒除宗教迷信色彩，涵富濃厚的人文精神意義，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社會工作，成為人間佛教思潮的一大特色。

慈濟的創設理念及相關志業的建構，與證嚴法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強調「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宗教行止與奉獻精神有絕對的關係，藉由其個人內在特質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促成，凝聚感動了無數的慈濟人共襄盛舉，開展了愛和關懷的里程，形塑了慈濟之文化特質。

一、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方面

為了使非政府組織能發揮其功能，聯合國特別設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等機構，加強非政府組織的認可與連繫，並鼓勵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相關事務，以協助聯合國傳遞資訊、諮詢、監督各國政府行為、影響政府決策過程以及協助各國執行決策。從台灣慈濟非政府組織得到聯合國組織的肯定來看，只要台灣非政府組織願意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多用心關懷，就會得到各會員國的尊重。由此可見，台灣外交空間的開拓，需要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全民需要主動積極與各國民間組織搭起合作的橋樑，發揮影響力，可幫助政府奠定在國際舞台積極作為的基礎。

綜就目前的國際環境與我國外交情勢，結合台灣民間無限的活力，與全球各種非政府組織加強互動，推動台灣成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亞太據點，實為我國突破外交重圍的可行策略。非政府組織的援外發展活動是官方外交活動之外的另一個發展策略的選項，於此要強調的是非政府組織本身組織上的特點從事援外活動時，相較於政府的官方活動，具備有效率，彈性及創新等優點；再加上其特點為深入民間了解當地實際需求、更具有易於為受援國與援助國雙方民意支持的比較優勢；此外，由於其組織多帶有宗教或人道關懷的目的，因此在從事援外活動時多能與政治及意識形態分離，而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官方發展援助歷經失敗的教訓，也使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受到進一步重視，從人類基本需求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的話，已開發國家面臨過去以安全、經濟發展為主的援外政策並不能有效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問題，而非政府組織所具備的特質，可作為政府執行這些政策的媒介。非政府組織適足以擔任設計及執行發展計畫的角色。換言之，非政府組織能夠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藉由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將可以進一步活化該政府組織的機制生命。

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政治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諸如人道救援、消除貧窮、環境保護、人權保護、愛滋病、犯罪防制、人口爆炸等，這些問題都超越傳統外交之思維，而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安全，均有待其參與、協助解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使國際相互依存度增加，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事務，因此在未來經過非政府組織的廣泛活動將為全球帶來一種新的國際制度，即是國家不再是唯－的決策中心，而是由政府、政治、經濟性的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共同享有參與社會經濟決策的權力。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向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挑戰，但是這種挑戰並不是戰勝政府，推翻政府，而是協助政府，提升政府的競爭力，以及培養政府間互賴合作的習慣，這也是全球民主化，建立「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一大特徵。

台灣從1950年起是一個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國家，但從90年代以後到今天轉型成為一個援外者，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也從本土化進入到區域化，甚至於國際化。我國雖然位列富有國家之林，國內也不乏一些具有相當財力、人力資源的非政府組織，然而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得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而就國內層面來看，以921地震為例，許多民間團體投入救災，但其中許多組織後來都撤退了，一開始約有260幾個，到今天只剩30幾個，大多是宗教型非政府組織團體，而且本身必須擁有較多資源，所以在其中也看到許多不健全的非政府組織。

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對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希望提升我國國際地位，不要受中共的打壓而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因此對我國來說特別重要。如有更多人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不但可提昇國際觀，增進我國的形象，又可培養訓練國際化人才，幫助我國在國際舞台的積極作為。但是，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倡議活動領域，相對落後於服務形態的組織，主要原因是對於國際議題發展的陌生、語言的隔閡以及組織相對的資源或發展不足。對於上述所造成的現象，主要原因是過去30年來，我國一直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之外；使得與國際聯繫方面顯得缺乏時效性，常無法即刻掌握國際發生的事務作即時的回應。
論文正文p.81-82

全球化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困難

全球化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困難，在於我國政府不被他國承認。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必須力爭。也就是說它應該沒有政治代表權的問題，但國際政治的現實卻仍然賦予過多的國家代表權的色彩，說來這是矛盾的，因為非政府組織是代表社會人民福祉，不是代表國家政府。如果政府真的能夠看重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非政府組織雖不代表政府，但的確可以協助政府進行一些國際社會的改良工作。到了9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開始有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國際議題逐漸受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許多新興問題開始以全人類的觀點加以看待。

台灣除不應自外於「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種種脈動外，更應積極參與打造「世界公民社會」的全球希望工程。在實際的作法上，則有賴不斷擴展台灣公民由下往上的「社會自治」能量，增強我國「第三部門」的實力，以期在國際間創造出自我更新的契機與動力，讓台灣運用非政府組織無遠弗屆的力量，不僅為自己營造優質的公共空間，並且為台灣在全球打造「國際公民社會」的願景。

在國人團體尚不熟悉國際議題的情況下，外交單位目前已著手蒐集過去國際事務之相關記錄，以備國內民間團體使用。而以目前最重要的趨勢而言，國際非政府組織之主流議題仍在人道援助與國際關懷，而這和我國最大之服務型非政府組織議題相和，因此雖然倡議型非政府組織之功能對我國外交發展較有幫助，但在外交困境難以突破的現在，外交單位仍是以推動我國援外工作為主軸，推動佛教慈濟基金會、台灣路竹會等已在國際社會頗負盛名之團體走向世界各角落，以非直接方式走上國際舞台，進而擴大我國外交生存空間。

而根據「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最受聯合國歡迎之非政府組織是具有四種功能者，即Advocacy：理念或政策的倡議者、Information；聯合國關心之議題的資訊提供者、Expert Consultancy；有能力透過研究發展，而提供專家諮詢意見者、Grassroot practitioner；有能力動員義工或志工將聯合國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照顧人權、提供人道救援等草根性團體。因此我國外交單位未來也將以此為依據，扶助國內團體朝這四個目標邁進，期望能更貼近國際社會需求，早日貢獻我國心力於世界。

非政府組織的目的與功用，除擴大我國政府外交活動空間，另再探尋出新的夥伴關係、聯盟或其他合作形式，為公民介入公共事務提供一個理想的框架。而非政府組織相對於政府體制，除了諮商和互補的作用外，也應善於發揮其體制之外的特性，團結群眾，發展出一個活潑、多元，有豐厚動員能量的民間社會，對政府施政隨時發揮監督、批評或遊說、砥礪的作用，並且在關鍵的時刻能夠發揮自主、自立、自覺的力量，開發想像，喚起公民意識，組織民眾共同尋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論文正文p.79-80

慈濟為何要做國際賑災

80年代後期以來，許多非政府組織利用各種方式來尋求進入國際救援組織市場的通道，在投資上，有從海外獲得相對於本土投資更為雄厚的經費以提供能以世界發展相適應的水準；在發展上，借助於於與海外國際組織的合作來開發更具潛力的海外機制；在途徑上，依靠各種國際性和跨國交流來獲得被世界認可，獲得國際通行權；而在制度上，努力按照所謂的世界性標準來進行意識形態、文化、美學包裝和改造。這種走向世界的國際化策略，為台灣提供了一個填平慈善人道關懷的公益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鴻溝的有效手段及平台，同時也為這些非政府組織獲得國際輿論、跨國資金支撐並承受意識形態壓力的可能性。

不過，台灣現正處於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轉型時期。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之下，不論國內或國外，面對層出不窮的跨國次文化現象，知識份子除了猶豫不決之外，或許應該正視多元身分認同對於族群建構的必然衝擊，以發現共同的行為、習慣、做法、興趣是否可以凝聚成不同的族群認同，從而轉換成社會制衡的能量，形成社會運動的基石。比如，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證嚴法師對於南亞海嘯乃本著賑災原則來企劃與執行，囑咐慈濟人必須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這些都是慈濟核心價值，致使每個慈濟人都能在全球「社區主義」和謙卑「自我管理」的中心指導原則下，默默奉獻、付出。慈濟本著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精神，慈濟援助都以人道精神考量，超越政治、種族、宗教及地域，凡是災區有需求而慈濟能力所及，均全力以赴；為苦於災難的人們增加生命的希望。

證嚴法師對於慈濟為何要做國際賑災時表示 ：
回顧歲月的流轉，慈濟的國際賑災經驗，記錄了全球慈濟人共同成長的故事。除在所居地區，於烈日下或寒風裡，走遍深巷通衢，辛苦籌措資金以外；勘災人員及賑災人員須遠赴千山萬水外的災難地區，克服文化、語言、地理及天候等等困難，秉持超然的人道精神，施以無國界、宗教及種族等差別的膚慰與關懷。整部災難救濟始末的歷史，對於當時及後世的啟示與動人的慰藉，指引無數的世代人心，再接再厲投入於大愛的懷抱中，永遠薪傳存在於眾生方寸之中的本來性情。本來性情即是佛性，宗教的內涵與實踐，就在完成本性的彰顯；則慈濟，乃藉利他益世之作為，以去垢存明並自覺覺他，止於福慧雙修的至真、至善、至美心境。
論文正文p78-79

國際慈濟人醫會效應;受助病患投入慈濟行列

四、國際慈濟人醫會效應

「慈濟人醫會」1996年成立於台灣，1998年定名為「國際慈濟人醫會」（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TIMA）。一群來自社會各大醫院、私人診所有心的醫師、藥劑師、護理師，在法師的號召下，以「醫病、醫人、醫心」為宗旨，讓有愛心、想回饋社會的醫師們有一個管道可貢獻所長，也讓醫療網絡能延伸照顧到國際醫療貧瘠地區的民眾。截至2006年12月底，全球設有57個據點 ，已在29個國家義診超過九十四萬人次；形成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全球醫療服務網。人醫會志工們平日以關懷居住地貧苦患者為主，執行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全科性義診服務，若國際間發生災難，也配合慈濟賑災行動進行醫療救援工作。

　　慈濟人醫會最大的特色不僅在於具備專業的醫事人員，大批志工的參與也使其服務項目及範圍較一般義診更廣。包含醫院、洗腎中心、義診中心等在內的醫療、義診團隊，全球有四十個服務據點，成員不分種族與信仰，平日在居住地服務，當發生重大災難時，也會跨國緊急支援。

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由於各國各地規模、人力、種族、宗教或有不同，慈濟國際援助行動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彼此和諧相處？事實上，文化的歧異性難以捉摸，慈濟面對不同的文化不可用同一標準，也不能在共同的架構下被類別化。由於國際慈濟人醫會的服務項目，因各國民情、法令而有不同，例如台灣來的人醫會，定期、定點巡迴偏遠山區及離島無醫村舉辦健檢與義診，並在都市為遊民、都市原住民、獨居老人、清寒戶等做義診及居家關懷。像醫療匱乏的菲律賓，義診求治人數動輒數千，掛號開刀者一字排開、浩浩蕩蕩。再者，擁有十七個人醫會服務據點的美國，則在義診之外還著重於醫療諮詢、健康講座等。易言之，在多元化的架構下，如何將文化歧異視為認同的多元性，看做人類本來存在的情境？如何針對不同風俗、實踐和意義的集合生產出認同？如黑格爾所說的「理念」實踐自身，應當包括差異、對立與矛盾 。由此觀之，慈濟在一連串援助行動的階段性過程中，將面對文化複雜性的挑戰與選擇，以及抱持文化多樣性的容忍與尊重，始能完成使命。

但以文化全球化趨勢的意義，文化的滲透性歷來就是互相的，它往往有著雙向的發展軌跡，不存在所謂單向的影響和被動的接受影響。換言之，一種文化在接受他種文化影響的時候，往往從主體接受的角度對後者進行選擇和改造，而最後出現的是兩種文化碰撞和交融產生的一個變體 ，使得文化趨同。

五、受助病患投入慈濟行列
本文研析出，以關懷倫理來代替台灣以往醫病關係中的威權主義；以及從強調醫療專精化取向的「治療」再返回到突顯人文關懷取向的「照護」的歷史性倒轉〈care prior to cure〉，成為晚近台灣地區宗教醫療院所的發展特色 。證嚴法師指出，四大志業中，慈善是慈、醫療是悲，人文是喜、教育是捨。斯里蘭卡賑災行，也是苦難中啟悲心。海嘯之後，慈濟人克服種種困難，牽繫起一分因緣，得以進入災區，種種賑災工作十分辛苦。慈濟醫院的醫師們亦旋即組成醫療團，人人自告奮勇前往。災區橫屍遍野，瀰漫惡臭，且有傳染病之虞，而慈院醫師們知道當地除了亡者之外，還有很多傷、病患須援手相助，這些醫護同仁具足慈善的人道精神，故自願前去。

本文探究慈濟義診醫療團賑災海嘯援助行動中，為擔任第一梯次賑災團份子，他們攜帶一千八百公斤重的藥量，於2004年12月31日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即刻架起醫療站作定點駐診。災民的症狀有擦傷、挫傷、裂傷等，需動小手術縫合；也有被海浪捲起又拋下的海嘯倖存者，全身傷痕累累；更多的是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需要時間彌補身心創傷。慈濟也機動外出往診，以擴大醫療服務範圍。

由於當地藥局全被沖毀，唯一的醫院也因病患突然暴增，造成藥品短缺；慈濟醫療站不僅適時彌補醫療空缺，並提供十五箱藥材給隔鄰的漢班托塔醫院使用。次從台灣出發的第三梯次醫療團，另帶了五百個家庭醫藥箱進行發放。再從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等地組成的斯里蘭卡賑災醫療團，自2004年12月29日第一梯次出團，31日於災區設站展開義診，至2005年2月3日第六梯次接力完成任務，三十五天的急難診療中，服務的傷病患即超過兩萬七千多位。

印尼慈濟人醫會為了更妥善照顧美拉坡慈濟帳棚區及附近居民的健康，決定將義診計劃持續下去，並增加為兩組人員，一組固定於義診中心看診，另一組則作機動性的巡迴義診服務。截至2006年1月9日止，義診中心服務了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人次，巡迴義診服務了四千零五十五人次。

證嚴法師表示，結合醫療科技、醫療團隊與志工的愛心陪伴，將愛投注於病患的生命中，康復、獲得重生之後，病患也能轉而投入慈濟行列，採取行動利益人群；從利己轉成利人，實在只在一念之間，這樣的人生才是真正有希望。內心有善、有愛的人，都具備善法，能妙用善法，就能搶救生命、搶救慧命，不但讓病患回歸健康生活，並且進而幫助別人，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論文正文p.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