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成長的歷史背景因素─國內因素

非政府組織的快速成長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與因素，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以國內（domestic）因素與國際（global）因素來分析：

國內（domestic）因素
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人類社會的複雜性相對昇高，政府的職權日漸的擴大，人民新的需求亦不斷產生；生產與分配的失衡導致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角色與功能亦隨之調整。不論是過去的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人」的生存與價值，是最高的目的。非政府組織的產生與快速成長可以歸因於：
一.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在一個理想的狀況下，完全競爭市場透過供給與需求，提供了社會所需的財貨與服務；但是這種企業追求最大效益、消費者擁有完整資訊的完全競爭市場並非經濟活動的唯一型態，也未必能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率；同時，市場經濟對於社會公平、穩定、成長等目標的追求有其侷限性


當非完全競爭市場的狀況發生時，特別是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提供，及需求量過小時，商人沒有誘因進入市場，就發生了市場失靈的現象。例如在環境保護與社會福利的工作上，當市場無法提供消費者需要的財貨與服務時，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以服務大眾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標的特性，正好彌補社會的需要。

以嘉義縣東石鄉的「聖心教養院」為例，照顧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是無利可圖，在商人無意介入，社會又有需求時，就只有借助於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投入，方可解決社會的問題與人民的痛苦。
二.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市場的功能有助於達成最大的經濟效率，但有時卻未必可以達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因此必須依賴政府的職能從事若干補救與修正，以達到公平、穩定與成長的目標。


但是民主社會中各種利益團體以專業的手法遊說、鑽營；行政官員與民意代表往往以多數決的選舉方式產生，為求勝選及政治事業的永續經營，政治人物也將成本與效益納入考量；因此政治版圖中邊陲的地帶、非主流的弱勢團體的利益經常被忽視與犧牲。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恰可填補此一社會公益之不足。

近一年來，台灣地區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節節昇高，在教育最基層的國民小學裏，至少已有一成以上的小學生，無法按時繳納每月五、六百元的營養午餐費用；小學生沒有投票權，此一現象，雖經大眾媒體不斷的報導，但至今未見政府提出有效的對策，學校主管人員為顧及學生自尊，不敢強力催討，只好求助於地方慈善團體或基金會代繳營養午餐費；這是政府失靈，無力顧及弱勢團體利益的明証。
三.第三政府論（Third-Party Government） 相對於政府（第一部門）、企業（第二部門）之外，這些非政府、非營利的範疇被廣義的稱之為第三政府。Lester M. Salamon 認為：第三政府以非政府組織，結合民間資源、人力，接受政府的委託授權及經費補助，執行部份政府的職掌，取代部份政府的功能。

因為，長久以來，人民已經厭倦政府的組織、權力不斷擴大，效率卻日益低落，無法滿足、回應人民對公共服務的渴望；透過第三政府的機制，可以舒緩人民望治心切與對政府職掌擴大的疑慮間的矛盾，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又可以獲得。 Lester M. Salamon 同時也提到四種第三政府「志願服務失靈」（voluntary failure）的現象：


1.公益的不足（philanthropic insufficiency）：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無法提供足夠的、穩定的、持續的資源與服務來支撐龐大的社會需求。加以現代經濟變動日劇，民間資源極易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越是需要援助的地方，資源越是不足；因此無法依賴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提供可靠的資源。

2.公益的特殊性（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公益活動雖以社會全體為目標，但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難免於宗教、種族、世俗的考量，而獨後於某特別對象，造成服務資源的不夠普及、重複或浪費的現象。

3.公益的父權心態（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公益的資源往往由少數的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負責人所掌控，並決定了資源運用的對象與數量的多寡，而評議審查的過程中常帶有濃厚的個人偏好。

私人捐助有免稅的優惠，並不能單純的視為私人的資源，嚴格的說，私人捐助也是公共資源的一環，非民主或偏狹的決策程序與心態，更凸顯了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負責人常見的父權心態。


4.公益的業餘性（philanthropic amateurism）：當前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複雜性已然超越志工的愛心與奉獻所能處理；此外，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的低薪政策無法於人力市場中招聘專業人員，這將是非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邁向現代化、專業化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