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理論的意義與可行性-1

傅柯(Michel Foucault)作為後現代社會學家的翹楚，其理論有著深刻的意義，雖然起點有所分別，傅柯關心人類的社會生活透徹地批評理性對於人類發展帶來的限制和禍害，嘗試找出解決的方法。以下試從實踐方面去了解其理論的意義，並討論其理論的可行性。

一、傅柯的後現代主義背景

後現代主義出現於70年代，源於人們對現代主義的觀念有所改變。現代社會的開始可追溯至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但真正的高現代化是近一百年的事，在六七十年代，全球各地爆發了不同的危機例如越戰及能源危機等，人類再次嘗試到科技帶來的惡果，對現在主義所提倡的有所懷疑。以往現代主義曾成為支持人心的重要思想，它提出幾個理念，包括認為社會是會不斷分化，分工的精密性會不斷提高，相同的一件工作會由更多人分擔，社會會趨向理想化（idealism），現代社會雖然是一個對宗教無歸屬感的世俗化社會，但是對於一些理想的信念還是會深信不疑，例如會無理由地相信社會一定會進步，人的生活一定會改善等等，現代主義對理性的崇拜亦幾近瘋狂的程度，認為所有事都需要理性，就連音樂、美術等亦要在理性管理之下運作。後現代主義可以是現代的反面，它質疑現代主義的特性，例如認為當社會過份分化時，會引致過度的依賴，當有問題出現時會因連鎖反應而牽連甚大，而且後現代主義追求反樸歸真，鼓吹不讓社會制度妨礙人性。而理想化是為大眾共同的理念，令到個人無反抗的能力，但後現代主義認為社會實不必有凌駕性的主流信念，因為信念本身沒有基礎，相信與否全是主觀感覺，與其他人沒有關係，而理性只是一種思想方式，未必是真理，所以它反對現代主義對理性盲目的崇拜。但後現代社會並不把自己界定為另一套思想，因為這樣做的話又會落入現代主義的理性陷阱，它一直保持著和現代主義互依互存，模糊不清的特性，因為模稜兩可的身份更為切合它的性格，傅柯的後現代主義研究背景大致如上。

二、傅柯的理論--知識考古學
　
傅柯的理論研究由知識考古學開始，最初它提倡如考古學一樣向社會的深層發掘，才會找到完整的知識。傅柯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他的觀察中發現歷史中其實有很多聽不到的聲音──沉默（silence），社會上沉默的一群被忽略遺棄之後就再也找不到其存在過的痕跡，或者是被理解錯誤（misunderstanding）也會導致真相被淹沒，人們或許願意去真誠地去理解那些被忽略的一群，但是他們也會犯上錯誤理解的毛病，將自己的一套想法加諸在被忽略者的身上。由此推論下去現代人是不能了解過去人的想法，歷史是應該有時序性和完整性，但歷史學家往往忽略了歷史中沉默的一群，歷史學家只利用過往紀錄和文獻等東西作為研究基礎，但歷史上沒有記載下來的東西其實是遠超於有記載下來的，傅柯所關心的就是這些全然沒有聲音的一群，他認為背後是有一個機制有計劃地排斥這些沉默的一群，他希望可以平衡那些有記錄和沒有記錄的資料，重新建構那些被忽略的人的僅有資料，幫助現代社會的弱小團體令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而不是成為時代洪流中被忽略的一群。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傅柯以社會上的邊緣分子──瘋狂的人作為研究對象，在他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嘗試填補瘋狂歷史上空白的地方，找出被社會遺忘的人。他發現瘋狂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意義，瘋人亦接受不同的對待。在最早的時期，瘋人和正常人可以和平共存，接納瘋人住在自己的村莊中，和常人一樣起居飲食，到了文藝復興時，人們以愚人船（ship of fools）作為驅逐瘋人的方法，讓瘋人們隨水漂流，被驅逐到視野之外的地方，而所謂的瘋人定義和現代不同，當中還包括了愚人、放浪的狂人等，愚人船也是詩人和畫家的靈感來源，作家有時甚至視他們為懂得生命真諦的智者。到了十八世紀，社會有特殊的政策去處理瘋人，所謂瘋人的定義在那時是和妓女小偷等等同，將瘋狂等同墮落，他們是一群不為世俗所接納的人，政府把他們困在牢獄之中，害怕他們會影響到社會的「美好」和「秩序」。到了近代，社會將瘋狂視為一種疾病，要以治療來糾正，隨著理性的擴張醫學對瘋狂的治療愈來愈精密，傅柯認為這種看待瘋狂的方法是試圖改變瘋人而使之理性化，瘋人沒有了思想上的自由，較之以前更不人道。

總而言之，歷史對瘋狂的態度和對理性的態度是同時發展的。我們依靠排斥他人以建立自己，理性成為了人類唯一的選擇，令到我們失去了其他的選擇而趨向單一化，這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代價，傅柯認為因為時間是斷裂（rupture）的，所以歷史從來不是連續，而是中間有斷層，只是人們一向只注視到連續的一面。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論述（discourse），論述與論述之間也有隔膜存在，每一個時代都是環繞著那時代的人物、行為來發展，所以即使現代人如何努力都不可以以現代的觀念去了解過去，歷史只是代他人發言，我們是難以突破自己的時代立場，即使是最了解歷史如歷史學家他也只是從自己的價值立場去看歷史，所以傅柯認為歷史是矛盾的「現代的歷史」（history of present）， 傅柯提出我們對於知識不應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其實知識系統本身已是一個建構過程，內裡其實有很多因素，例如權威（power）在塑造著它。我們不可以抗拒或否定社會所認同的知識，只可以接受它、或是反過來利用它，令知識比較適合社會上的弱勢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