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學的角度看,現代管理謀取效益的方式和行為已經形成了由三個層面組成的相互連貫、依次遞進的邏輯統一體:一是管理技術層面,即主要從管理的自然性質出發,著眼於生產勞動過程中人、財、物、信息四大基本要素的配置,通過計劃、組織、預測、決策、指揮、協調和控制等管理職能形成對現有資源和人類努力的優化配置,它決定著管理能否實現自己的有形目標和效益定位,屬於自然過程範疇;二是管理權益層面,即主要從生產的社會組織關係出發,著眼於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或經營者如何使要素配置和生產關係的優化配置,調節和控制生產經營,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三是管理的內在道德層面,即主要從管理組織的內外部關係出發,著眼於管理謀取效益的方式和謀取行為是否有利於滿足人的精神和道德要求,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樹立良好聲譽和道德形象,並獲取追求的效益目標,是管理運行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物化”或製度化了的管理規則、執行程序和管理行為規範,管理倫理作為管理的一種內在需要,通過一系列使管理組織內部、管理組織與社會、管理組織之間等關係協調的措施、方法和途徑等體現出來。 管理的權益層面和內在道德層面屬於社會過程範疇。 相對而言,傳統管理學注重管理的技術層面,強調對純粹管理過程的組織、預測和實施,在對行為的經濟化假定和量化分析中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這樣,管理就不免受到數學模型和工程論觀點的限制,使管理最終成為技術工具的俘虜,將手段誤作目的,帶來對管理本質的誤解或簡單化,致使傳統管理已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當管理從技術層面投向權益層面和內在道德層面時,便向真理邁進了一大步。 這並不意味著管理活動反對對自然過程的預測和控制,而是在此基礎上體現對管理倫理關係的調節,其深刻之處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會有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2頁。)從社會性來理解管理活動,管理就是協調組織內外部的各種關係,其中協調利益關係是首要前提。 一方面要使各方的利益關係得到明確的認定,並使之穩定化,使有限的資源和人的努力得以優化配置,這就意味著管理必須建立權益制度。 另一方面,管理要保證能夠提供符合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的謀取效益的方式和行為,避免人類的價值理想消融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中,這就意味著管理必須將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制度化、程序化。 如果說管理的權益層面所揭示的社會關係還是人的利益關係的“實然”,還只是以追求效益為目的,那麼,管理中將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制度化、程序化,則以一種道義強制性形式提供著一種管理的“應然”,決定著管理作為謀取效益手段和方式的合理性,給管理提供一種“應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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