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解除魔咒」

韋伯的研究突顯了宗教對於整體現代文化的特殊貢獻，但他也點出在一個「解除魔咒」（Entzauberung; disenchantment）的現代社會中，宗教卻被視為「非理性」的代表，本身即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大「弔詭」。 韋伯對世界之「解除魔咒」的看法，歷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醞釀，因為根據《經濟與社會》的編者溫克曼（J. Winckelmann）考證，韋伯在1904年寫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尚未發展出此一概念，而是到了1913年左右，當韋伯於《邏各斯》雜誌（LOGOS）發表《關於理解社會學的若干範疇》，提到巫術和宗教與「目的理性行動」之間的關係，才首次應用了「解除魔咒」一詞。 （Winckelmann 1980:15）溫克曼認為，韋伯並不是一開始便去追溯西方宗教如何理性化、又如何對世界的解除魔咒發揮實質作用的歷史，因為從巫術到宗教再到解除魔咒的過程，其實不能由宗教發展的「內在邏輯」 （innere Logik）導引出來。 韋伯很可能是在從事《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的比較研究時，廣泛閱讀了關於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古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古基督教的文獻後，發現西方文化的「獨特性」有著多處源頭，包括古猶太教中的先知和預言即曾指責巫術的無效性，強調唯有遵從神的誡律，才可能得到救贖；而西方的一切神學，都以希臘精神為源頭，使得宗教教義的系統化和知性化（intellektualisierung）特別發達。 這種種質素在宗教改革後的新教教派中，重新獲得揮灑空間，韋伯因此確定：「相對於天主教而言，將教會的聖禮式的救贖絕對予以去除的作法（在路德教派中尚不能說徹底實行了這種做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宗教史上將世界解除魔咒的偉大過程，即從古代猶太教的預言起始，結合古希臘的科學思想，而將救贖追求中所有咒術手段視作迷信與冒瀆並加以摒棄的過程，在這裡得到了完成。」（引自Schluchter著，顧忠華譯，19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