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宗教社會學

相對於塗爾幹的功能論解釋，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有更多來自於歷史的類型學分析，他不去問宗教的「本質」是什麼，而是探究以宗教之名所形成的「共同體行動」究竟有哪些類型？ 他們各自的「社會效果」又是如何？ 基本上，韋伯認為由宗教或巫術的因素所引發的行動，是以此世為取向的，這些行動的動機從其原初的表現看來，也是理性的。 只有我們以現代人的立場來看，才會將一些有明顯錯誤之因果推斷的行為，歸類為「非理性」，這也是現代人對巫術的一般態度。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1993:2）當然，韋伯一生的研究重心是放在西方文化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他尤其想要證明：宗教在這整個過程裡，曾經扮演過關鍵性的角色。 為此他建構了不少「理念型」的概念，以便能清晰地掌握宗教的形態（賢人宗教／大眾宗教）、宗教的人物（先知／立法者／傳道者／秘法傳授者）、宗教的救贖手段（神秘主義／禁慾主義） 、及宗教的組織（教會／教派）等，這其中，神秘主義／禁慾主義的對比值得我們進一步引申。
對韋伯而言，神秘主義乃是極普遍的一種宗教救贖之道，它構成了世界各大宗教常帶有的「逃離現世」（Weltflucht）之特徵，至於在對生活態度的影響方面，宗教的儀式主義其實與巫術並無不同，因為救贖宗教雖然能將儀式行為體系化到一種「皈依」的特殊心態裡，不過，此種心態一旦被拭去，所餘者只是那套形式。 換言之，透過秘法傳授的神聖性來產生「救贖擁有」（Heilsbesitz）的感覺，由於具有脫離日常生活的傾向，對一般信徒之日常行為的影響既不深刻亦不持久，這點也和巫術的作用相差不大。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1993:201-203）所以韋伯真正關注的，是宗教改革之後，所謂的「基督新教倫理」究竟如何以入世禁慾的精神，徹底改變了信徒的世俗行為模式，突破神秘主義和傳統主義的樊籬，終致在經濟、政治、科學、藝術種種領域開出具「現代性」（Modernity）的果實。 （Schluchter 1981；1988a；顧忠華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