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台灣社會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寫為NGOs〉的救援活動蓬勃發展。他們藉由「以人為本」的思維與關懷行動，掀起了「非政府組織熱潮」〈NGOs fever〉，促成一股龐大的社會力量。根據2003 年國際組織年鑑，我國已有2074個NGO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活動。台灣NGOs在與全球社會接軌的開展上歷經多年，累積了一定的經驗與實力，不但展現出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所履行國際義務，並且承擔國際社會的責任，突顯台灣人民參與全球事務的誠意與活力。

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非政府組織定義，是旨在解除痛苦、促進窮人的利益、保護環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或從事社區發展工作。非政府組織對國際的援助也被視為「一種資源的轉換，為貧窮國家人民的權益、促進經濟成長、及其基本福利需求為主要目的」〈John Goldthorpe ,1996:234〉。自70年代以後，台灣慈善組織不但在組織形態上有長足的發展，在意識形態上也有明顯的改變。由於近年全球化的趨勢，慈善組織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自覺增強國際意識，走出國門，在國際社會中紛紛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國內非政府組織「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慈濟基金會或慈濟〉在2003年以「台灣佛教」之名通過NGO申請，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的團體之一〈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4春之卷：234〉。另國際佛光會、法鼓山、中台禪寺；民間宗教行天宮、道教三清道家、一貫道崇正會等等，在海內外皆設有分會或連絡處，都本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慈悲精神，突破國界，依地球村的概念下實現其理念。在這複雜的世界體系中，人道援助及發展問題已衍生成為台灣援外政策的重要思考問題。而這些非政府組織在援外發展脈絡中，究竟傳達出何種結構性的文化意涵？立意良善跨文化的國際援助行動背後，是否帶來諸多的問題？這些都是應該反省與檢討的。

非政府組織由於組織的靈活性，若有災害(如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往往能率先做出回應，不僅可以利用自身的資源迅速開展援助，而且可以起到號召企業、公眾捐贈的作用，在企業、公眾與災民之間架起橋樑，紛紛參與行動。「愛無國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非政府組織更有國際視野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上出現重大事件(如2004年南亞海嘯、2005年卡崔娜颶風重大天災)時，非政府組織可以透過其跨國性的慈善組織架構，發揮獨特的功能；例如慈濟透過骨髓捐贈、國際賑災、大陸賑災等志業活動加入救援工作。換言之，當面對災難，本著人道精神，全球各國的救援力量都緊急動員起來，展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救援行動。這不僅關係到非政府組織的健康發展，也關係到一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關係到和諧社會的實現；而自下而上(bottom-up)的發展模式，不僅可以有效動員社會資源，也可激發社會的靈活性，這是非政府組織特有使命感的殊勝意義。

台灣非政府組織大都是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文化形式，它又創造出一種相對獨立的宗教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種特殊形態，也是世界文化發展上的一個環節。作為文化創作者兼承受者的人類，他們雖然有宗教團體的區別，但在本質特徵大都是一致的，如思想、行為和目標等等，這一致性又使得各宗教團體的的文化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援外政策發展上，多以掃除貧困為主要發展政策，但常隨著政治及經濟的滲透而產生文化的影響力〈蔡啟明譯，1983〉，這些仍有值得探討的意義。

如英國「人類學之父」泰勒〈E.B.Tylor〉，他在1871年發表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把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裏所得一切的能力與習慣。」尤其人文精神本身亦即有其創作文化價值，更擴及到社會的倫理關懷與人文關懷，也就是倫理與人性的探求和從善的價值取向的引導。準此，宗教在推動文化活動的社會行動中，比如慈濟在國際援助文化活動，成功地體現「大愛與關懷」精神與態度，獲致全球慈濟人積極投入慈善工作。

筆者緣自1971年起參與慈濟過程，期盼能由慈濟文化觀念形態開始，追索慈濟如何推動國際援助的發展過程、以及社會實踐的文化內涵等，並且綜合以上的研究動機，作為理論與實務相關問題之探究，以檢視其文化內涵之形成過程與社會價值意義之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