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四、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傳統形上學之所以歌頌永恆、完美，並非無視於經驗世界的變化無常、缺憾、罪惡的存在，而是企圖憑藉那些形上信念的力量，給人們以安慰、希望、警惕與鞭策，以「理想」來提昇「現實」。有許多經驗卻不適合用認知的方式去說明，譬如情感的、意志的、道德的、審美的、宗教的經驗等等，就屬於「直接的體驗」，這些經驗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寧可為之犧牲為代價。事實上，犧牲奉獻，是為「行善」文化結構合理化的過程，常常一直存在於他們形上思想網路中脈動著，這種經驗也只能親身體會。

本論文發現1996年是慈濟文化轉型遽變的一年。我們不能不從證嚴法師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釋民眾對它的認同和追隨。台灣慈濟文化是「新文化」，這個文化的提出者和權威闡釋者是證嚴法師。法師處理和展望未來的所有表述中，他都毫不猶豫地站在志工一邊，他對志工運動的熱情贊頌，對他們思想品質的想像性構造和傾心認同。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裡，他對「有機知識份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們負有回答「卑賤者」提出的問題的義務。但是，在證嚴法師那裡，知識份子並不負有這樣的義務。準確地說，他們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個任務。佛教經典(比如妙法蓮花經等)與大德人物在證嚴法師熱情贊頌和詩性表達中，顯示了道德理想無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建構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這些表達道德理想的形象在台灣民眾那裡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就如葛蘭西認為，人是被觀念(ideas)，而非武力所統治。統治團體支配社會大眾的主要憑藉在道德與知識的領導權(leadership)，以進而塑造社會的信念。換言之，道德與知識的權力有時比武力更具有支配大眾的力量 。

這種心態是「唯一」的，慈濟志業體雖有分工，因為他們相信，證嚴法師就是真理的化身，是慈濟人利益無可懷疑的代表，他一個人的思想足以處理所有公共事務和問題。這種絕對的「文化領導權」仍被慈濟人「熱烈地贊同」是因為作為「屬下」的慈濟人已別無選擇。屬下產生「失語焦慮」 在這時是不能說話的，比如撤換資深慈濟志工主導權問題。但是這一領導權達到極至的時候，恐怕也正是危機的時候。社會道德在不斷的淨化中演變為一種道德的宰制力量，它或已不再是一種詢喚和感召，而變為一種向人性和道德宣戰的實踐。在如此社會道德的淨化中，慈濟人大都有是意無意中以一種割捨、排除事業與全部日常生活為其最高榮譽代價的，任何與人相關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視為是不淨和不道德的可能。

但從現代組織理論來說，人有很強的創造性和個人發展的需要，必須減少人的依賴性、從屬性和順從性，使他們個人的的潛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在集權與分權上主張更多地分權，在組織結構方面傾向於扁平式的結構，領導者必須盡量減少專斷獨行，組織應允許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志工有可能自己決定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並能使組織更加靈活地適應社會、經濟和技術的變化的需要。

本文探討，慈濟草創時期資深委員(志工)們深耕打造慈濟版圖，在法師精神理念蘊育之下，志工團體已然形塑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換言之，志工成員在彼此相互教育作用下，衍生一種類化過程，即經由彼此薰陶感染、潛移默化和文化趨同的過程；在模仿、暗示、認同、順從的傳承基礎上，自覺形成團體的規約，而建構了一個高效率的志工團隊。也就是證嚴法師常說的，慈濟是一個「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的自我管理的佛教團體。

本文研析發現，近年來「自我管理團體」的組織架構，已經日益成為台灣志業(或企業)中的基本組織單位。自我管理團隊的組織形式，改變了過去一般依靠管理、監控、指示、命令等刻板的管理形式，使志工的個性和創造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同時在順應人性、尊重人格、激勵其主動性與創新的精神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此而言，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志業，其領導力應是「由下而上」的生成，而非道統認為的只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唯有能持續的在各階層培養出領導者的志業，志業才能適應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但是，慈濟卻一改過去橫向扁平式的自我管理方式。究其原因，慈濟1997年落實社區志工服務後，由於慈濟志業中心宗教處介入而改變為科層管理方式 ，導致原創組織文化的破裂或分離，以及社區服務範圍過度分散的結果，失去了一個自動自發的自我管理團隊。
ps:
*王順民，1999，《宗教福利》，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頁.90。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生於義大利南部的新馬克思主義者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發展出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理論，指出權力的維持不僅依賴經濟和物質的力量，更要依靠說服被統治者接受統治階層的思想信仰。
*「失語焦慮」，1.沒有獲得發言的權力，2.未具有詮釋實際對象之相對語言，3.結構下之失語。
*賴家陽《慈濟志業中心之制度化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1年
論文正文p.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