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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門開宗立派的條件
6 年前
2008年8月31日 星期日
2008年8月25日 星期一
慈濟安定和彰顯台灣社會優質文化的貢獻
二、研究發現
由上觀之，慈濟平日致力於從事社會慈善事業，每逢國際間或國內社會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時，都能緊急總動員組織成員投入賑災工作，以彌補國家社會功部門資源不足。慈濟四十一年來的文本脈動中，其成功背景不可缺少的具有多項因素，且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和對台灣社會的深具意義價值，但慈濟組織轉型成功的要素，則是建設花蓮慈濟綜合醫院、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和南亞大海嘯的賑災等進程脈動而獲致成功。
由於花東地處偏陲、醫療設備不足，患者必須跋涉路遙到台北或高雄就醫，經常延誤時間，造成殊多遺憾。財團不可能在此建醫院，政府也無力顧及，也因保證金的問題，一般貧民急病送醫不易，病癒後出院又無法獲得妥善的休養。但慈濟視生命同等尊貴，不應受到忽視；因此決定排除萬難，在花蓮建設一座設備完善、兼富人文關懷與先進科技的現代化醫院。1979年證嚴法師於全省聯誼會正式發起籌建一座有六百床規模的綜合醫院。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正式落成啟用，為慈濟醫療志業磐石，開展了成功的首要因素。
整體而言，慈濟光是委員、慈誠的人數，就已經有五萬多人，等於五萬多個家庭，再加上其他志工團體。從學校，從志業體同仁開始，以及慈濟的志工們的家庭，這都在社區裡面，為關懷鄰里居民，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投入社區環保工作，定期聚會聯絡感情，主動關心社區需要關懷的人；從修心、齊家，改造了整個社會，發揮對國家的影響力。
慈濟透過貧戶的經濟補助和居家關懷，以及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等柔性的、心靈的、寧靜的的社會運動，這一種寧靜的改革，隱形社區的凝聚力，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相互加強的社區連結。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性轉向的發展空間。同時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和發展，起了積極性的轉化作用，改變社會的體質，安定和彰顯其對台灣社會優質文化的貢獻。
三、後續展望
依循後現代文本概念，筆者冀望本論文的書寫形式，皆使閱聽讀者得以更加指正成為文本的解碼者、意義的建構者和文化的生產者，且有助於來者之研究；另一方面，本論文研究對象慈濟資料內容豐富廣泛且具多樣性，期盼來者可以繼續加強研究發現及論述深度，以提升論文創見與價值。
論文正文p.101-102
由上觀之，慈濟平日致力於從事社會慈善事業，每逢國際間或國內社會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時，都能緊急總動員組織成員投入賑災工作，以彌補國家社會功部門資源不足。慈濟四十一年來的文本脈動中，其成功背景不可缺少的具有多項因素，且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和對台灣社會的深具意義價值，但慈濟組織轉型成功的要素，則是建設花蓮慈濟綜合醫院、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和南亞大海嘯的賑災等進程脈動而獲致成功。
由於花東地處偏陲、醫療設備不足，患者必須跋涉路遙到台北或高雄就醫，經常延誤時間，造成殊多遺憾。財團不可能在此建醫院，政府也無力顧及，也因保證金的問題，一般貧民急病送醫不易，病癒後出院又無法獲得妥善的休養。但慈濟視生命同等尊貴，不應受到忽視；因此決定排除萬難，在花蓮建設一座設備完善、兼富人文關懷與先進科技的現代化醫院。1979年證嚴法師於全省聯誼會正式發起籌建一座有六百床規模的綜合醫院。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正式落成啟用，為慈濟醫療志業磐石，開展了成功的首要因素。
整體而言，慈濟光是委員、慈誠的人數，就已經有五萬多人，等於五萬多個家庭，再加上其他志工團體。從學校，從志業體同仁開始，以及慈濟的志工們的家庭，這都在社區裡面，為關懷鄰里居民，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投入社區環保工作，定期聚會聯絡感情，主動關心社區需要關懷的人；從修心、齊家，改造了整個社會，發揮對國家的影響力。
慈濟透過貧戶的經濟補助和居家關懷，以及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等柔性的、心靈的、寧靜的的社會運動，這一種寧靜的改革，隱形社區的凝聚力，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相互加強的社區連結。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性轉向的發展空間。同時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和發展，起了積極性的轉化作用，改變社會的體質，安定和彰顯其對台灣社會優質文化的貢獻。
三、後續展望
依循後現代文本概念，筆者冀望本論文的書寫形式，皆使閱聽讀者得以更加指正成為文本的解碼者、意義的建構者和文化的生產者，且有助於來者之研究；另一方面，本論文研究對象慈濟資料內容豐富廣泛且具多樣性，期盼來者可以繼續加強研究發現及論述深度，以提升論文創見與價值。
論文正文p.101-102
2008年8月23日 星期六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第五章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本章從多方視角來探討慈濟的創設理念及相關志業的建構。基本上，這些都與證嚴法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強調「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宗教行止與奉獻精神有絕對的關係，藉由其個人內在特質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促成，凝聚感動了無數的慈濟人，形塑了慈濟之文化特質。包括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證嚴法師與眾不同的領導風格；也因慈濟文化進程的轉化，致使志工組織結構產生很大衝擊，造成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另外，慈濟利用了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問題，強調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本章最後發現，近年來台灣的NPO/NGO組織，有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之虞。
論文正文p.101
論文正文p.101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慈濟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及效應價值
第四章探究慈濟基金會國內往國外援助策略意義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關係。第一節慈濟國內往國外援助策略意義。國際急難訊息頻傳，僑居各國的慈濟人，主動於1985年正式成立慈濟美國分會，凝聚在地的愛心資源，策劃將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踏上國際舞台，推動濟貧救難等工作。自1991年起，國內慈濟便積極參與國際急難救援事務，慈濟開啟海外救援工作。慈濟國際賑災以三階段六大策略及其意義，以跑馬拉松式的精神持續下去，即掌握「直接、重點、尊重、務實、即時、效率」的六大原則，分為「初期、中期、長期」三階段，並以「急難發放、義診醫療、安心、安身、安生」五管齊下為具體方式；超越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適切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第四章第二節慈濟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關係。慈濟前後都藉由政府幫助，推動慈濟人文社會教化。早期慈濟得到政府技術性的協助，及與政府的互補作用，又加上慈濟本身的努力條件，歷年均獲得全省慈善公益事業績優獎第一名，廣被認同與支持。事實上，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價值，用以彌補政府部門在服務上的不足。慈濟在成立初期，仍在彌補政府失靈狀態，但慈濟仍不以獲得政府多方面的扶助有所自負，反而亟欲跳脫任何政治上的束縛。同時，法師重申對政治採取中立的態度，以不參與、不介入政治作為慈濟人規範。在國外方面，則有關慈濟援外計畫或賑災物資傳送，因與我國無邦交關係者眾，必須透過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完成任務，如紅十字會或少數災區政府和台商等的協助運作，其互動關係甚為頻繁。
第四章第三節慈濟國外援助案例──南亞海嘯。慈濟在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本節以慈濟在南亞海嘯災區賑災及重建活動情況為例，解析全球慈濟人抱持長期的愛心動員，展開街頭募心、募款的「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投入的情況，並解析其從國內外的援助行動與賑災策劃的執行，以及整合國內外資源等策略。然慈濟國外援助活動與資源的主力仍來自於台灣。
第四章第四節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慈濟於美國「九一一」時，在美國的慈濟人於第一時間給予協助，慈濟人以溫暖的肢體語言安撫膚慰民眾，以藍天白雲的腳步走在受傷的土地，展現了台灣無窮的生命力與愛心。由於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眾所矚目，於20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認證，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會員，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的團體之一，使得慈濟國際人道援助工作又邁向另一個里程碑。「國際慈濟人醫會」之定期、定點巡迴偏遠山區及離島無醫村舉辦健檢與義診，並在都市為遊民、都市原住民、獨居老人、清寒戶等做義診及居家關懷。慈濟結合醫療科技、醫療團隊與志工的愛心陪伴，將愛投注於病患的生命中，康復、獲得重生之後，病患也能轉而投入慈濟行列，採取行動利益人群，從利己轉成利人。另一方面，慈濟人必須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但是，慈濟在這種一連串援助行動的階段性過程中，仍須面對文化複雜性的挑戰與選擇，抱持文化多樣性的容忍與尊重，始能完成使命。
論文正文p.100-101
第四章第二節慈濟與政府及國外團體互動關係。慈濟前後都藉由政府幫助，推動慈濟人文社會教化。早期慈濟得到政府技術性的協助，及與政府的互補作用，又加上慈濟本身的努力條件，歷年均獲得全省慈善公益事業績優獎第一名，廣被認同與支持。事實上，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價值，用以彌補政府部門在服務上的不足。慈濟在成立初期，仍在彌補政府失靈狀態，但慈濟仍不以獲得政府多方面的扶助有所自負，反而亟欲跳脫任何政治上的束縛。同時，法師重申對政治採取中立的態度，以不參與、不介入政治作為慈濟人規範。在國外方面，則有關慈濟援外計畫或賑災物資傳送，因與我國無邦交關係者眾，必須透過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完成任務，如紅十字會或少數災區政府和台商等的協助運作，其互動關係甚為頻繁。
第四章第三節慈濟國外援助案例──南亞海嘯。慈濟在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本節以慈濟在南亞海嘯災區賑災及重建活動情況為例，解析全球慈濟人抱持長期的愛心動員，展開街頭募心、募款的「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投入的情況，並解析其從國內外的援助行動與賑災策劃的執行，以及整合國內外資源等策略。然慈濟國外援助活動與資源的主力仍來自於台灣。
第四章第四節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慈濟於美國「九一一」時，在美國的慈濟人於第一時間給予協助，慈濟人以溫暖的肢體語言安撫膚慰民眾，以藍天白雲的腳步走在受傷的土地，展現了台灣無窮的生命力與愛心。由於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眾所矚目，於20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認證，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會員，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的團體之一，使得慈濟國際人道援助工作又邁向另一個里程碑。「國際慈濟人醫會」之定期、定點巡迴偏遠山區及離島無醫村舉辦健檢與義診，並在都市為遊民、都市原住民、獨居老人、清寒戶等做義診及居家關懷。慈濟結合醫療科技、醫療團隊與志工的愛心陪伴，將愛投注於病患的生命中，康復、獲得重生之後，病患也能轉而投入慈濟行列，採取行動利益人群，從利己轉成利人。另一方面，慈濟人必須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但是，慈濟在這種一連串援助行動的階段性過程中，仍須面對文化複雜性的挑戰與選擇，抱持文化多樣性的容忍與尊重，始能完成使命。
論文正文p.100-101
2008年8月18日 星期一
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
第三章探索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第一節慈濟國際援外之歷史溯源。1966年6月「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於地區偏遠、人跡稀少的花蓮新城鄉。由證嚴法師與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信徒組織起一個濟世團體。1980年1月為興辦醫院，向省府申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得立案通過，這也是正名「慈濟基金會」發展關鍵性的開始。1991年慈濟國際賑災開始，中國大陸華中華東水患嚴重，證嚴法師全面發起災後援助工作，並提出「直接、重點、尊重」以及「不言商、不談政治、不刻意傳教」等理念，成為慈濟國際賑災的原則。值得重視，慈濟推動整體四大志業活動係採用前後重疊式進程策略而發展成功，在擴展志業體之中，雖有明顯階段性步調，實際上是將原有組織規模全面性〈一步八法印〉不斷擴編與創新。
第三章第二節慈濟在台灣發展成功的理由與背景及條件。1966年，乃在國民黨政府政治隔離政策的施行之下，台灣人民尚正處於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的隔閡。除了人口的壓力、貧富懸殊、族群認同的問題之外，弱勢群工作不易，生活低收入、貧病殘障等缺乏妥善照顧，政府社會福利政策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叢生導致政府的失靈。此刻，慈濟慈善組織適時地產生，彌補了政府福利政策不足，照顧起弱勢族群；又慈濟倡導「祥和社會」的理念也獲得廣大羣眾的認同與支持，使得台灣社會產生極大的結構性影響與價值意義。歷年來，慈濟所從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事蹟，其行動主體出自於慈濟志工團體身上，相應於他們毫無宗教色彩所出現的草根性與親和力，呈現出一股淨化社會清流，與眾不同的組織運作特色，強化了民眾及佛教徒的認同感帶動一股參與慈濟熱潮。從而 ，因應時勢需求，推陳出新地運用其慈濟人文舉辦多元化賑災活動，快速地擴展了慈濟志業，同時兼具社會秩序與社會教化的功能，達到慈濟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終極目標。
第三章第三節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慈濟的社會服務工作，保有自主性傳統式的社會服務項目，與其他的社會福利機構之間並無互動關係。慈濟將台灣社會的女性社群，經由宗教，轉化到具體的慈善行動之中，並提供一個社交性的活動場域。而這些女性社群，一直是扮演著慈濟「濟貧」工作的關鍵角色。從勸募、收善款、訪貧、醫院志工的慈善活動，而延伸至社區志工、功能分工及賑災活動，慈濟將婦女的實踐力，從個人、家庭轉化到整個社會。這股社會力的展現，在現實世界中來做慈善服務的宗教實踐。而且一向處於社會邊緣，被視為無生產力的家庭主婦，成為慈濟推動濟世志業的生力軍，這個現象反映出相當深遠的社會意義。慈濟鼓勵志工積極透過參與組織活動和學習，在慈濟發動慈濟志工在第一時間發起救難行動過程，例如參與國內九二一地震的救援行動發揮極致，也促使慈濟發展國際賑災策略關鍵的社會效應。
論文正文p.99-100
第三章第二節慈濟在台灣發展成功的理由與背景及條件。1966年，乃在國民黨政府政治隔離政策的施行之下，台灣人民尚正處於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的隔閡。除了人口的壓力、貧富懸殊、族群認同的問題之外，弱勢群工作不易，生活低收入、貧病殘障等缺乏妥善照顧，政府社會福利政策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叢生導致政府的失靈。此刻，慈濟慈善組織適時地產生，彌補了政府福利政策不足，照顧起弱勢族群；又慈濟倡導「祥和社會」的理念也獲得廣大羣眾的認同與支持，使得台灣社會產生極大的結構性影響與價值意義。歷年來，慈濟所從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事蹟，其行動主體出自於慈濟志工團體身上，相應於他們毫無宗教色彩所出現的草根性與親和力，呈現出一股淨化社會清流，與眾不同的組織運作特色，強化了民眾及佛教徒的認同感帶動一股參與慈濟熱潮。從而 ，因應時勢需求，推陳出新地運用其慈濟人文舉辦多元化賑災活動，快速地擴展了慈濟志業，同時兼具社會秩序與社會教化的功能，達到慈濟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終極目標。
第三章第三節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慈濟的社會服務工作，保有自主性傳統式的社會服務項目，與其他的社會福利機構之間並無互動關係。慈濟將台灣社會的女性社群，經由宗教，轉化到具體的慈善行動之中，並提供一個社交性的活動場域。而這些女性社群，一直是扮演著慈濟「濟貧」工作的關鍵角色。從勸募、收善款、訪貧、醫院志工的慈善活動，而延伸至社區志工、功能分工及賑災活動，慈濟將婦女的實踐力，從個人、家庭轉化到整個社會。這股社會力的展現，在現實世界中來做慈善服務的宗教實踐。而且一向處於社會邊緣，被視為無生產力的家庭主婦，成為慈濟推動濟世志業的生力軍，這個現象反映出相當深遠的社會意義。慈濟鼓勵志工積極透過參與組織活動和學習，在慈濟發動慈濟志工在第一時間發起救難行動過程，例如參與國內九二一地震的救援行動發揮極致，也促使慈濟發展國際賑災策略關鍵的社會效應。
論文正文p.99-100
2008年8月16日 星期六
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現況
第六章 結論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藉由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文化研究理論，和透過參與觀察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來探究慈濟這一非政府組織國際援助的實際情形，並探求其內蘊含豐富的文化結構性意涵，進而作為未來改進之道。而有關慈濟慈善志業服務真義的思索則是放在整體社會性意涵上來理解。底下，回顧每一章節的討論與分析，分別解決問題進而達成研究目的，對台灣非政府組織運作管理與國際服務功能討論分析並提出觀點。
一、研究心得
第一章緒論，旨意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以及有關慈濟文獻回顧和研究限制等。第二章開始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與意涵。第一節非政府組織定義與相關理論，分析非政府組織定義和非政府組織的相關研究論述，本文以不同的關懷重點與特色作為區隔，界定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以消滅貧窮、人道救援等工作為主要項目；非營利組織則以社會福利組織運作與管理為重心。慈濟為台灣最大規模的非營利事業組織，並於世界各地設立分會或聯絡處，積極參與各項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可見慈濟既是非營利組織又是非政府組織。
第二章第二節NGO組織源起與成立宗旨。非政府組織除了關心國內政治的運作，有些更是跨越國界、活躍於國際舞台。除了代表對於以國家、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途徑表達不滿以外，還希望以草根百姓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來建立足以與國家相庭抗禮的國內的、以及全球性的「公民社會」，倡導引領國際社會新的價值與規範，有助於減少國際間因不同政治、文化與宗教所產生的對立與隔閡。因此台灣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與全球社會接軌負有更積極的意義。
第二章第三節台灣非政府發展之歷史脈絡。台灣從一個接受NGO援助的國家，到今天變成一援外者的歷史變動，至今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增加，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公民社會發展而日臻成熟。然而有些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得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但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仍有很大彈性的活動。
第二章第四節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現況。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快速成長及政治嘗試民主化，致使許多民間團體積極自願投入非政府組織活動，進而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情況。慈濟基金會與其他台灣非政府組織等從事扶助弱勢、人道關懷及緊急醫療救援，近年來在第三世界醫療偏遠地區，以積極行動來關注國際社會，擴展我國際生存活動空間，共同推動全民外交工作的概況。不過由於除了起步較晚，以及各組織間橫向聯繫並不緊密，也易形成資源重疊的情形，以致於各非政府組織間無法形成一股集中的援外力量。但他們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有些組織在該領域中的長期投注也得到其他國際組織的重視與合作的機會，不僅藉此在國際土增加其能見度，而對台灣的國際形象也有一定的正面幫助。
論文正文98-99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藉由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文化研究理論，和透過參與觀察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來探究慈濟這一非政府組織國際援助的實際情形，並探求其內蘊含豐富的文化結構性意涵，進而作為未來改進之道。而有關慈濟慈善志業服務真義的思索則是放在整體社會性意涵上來理解。底下，回顧每一章節的討論與分析，分別解決問題進而達成研究目的，對台灣非政府組織運作管理與國際服務功能討論分析並提出觀點。
一、研究心得
第一章緒論，旨意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以及有關慈濟文獻回顧和研究限制等。第二章開始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與意涵。第一節非政府組織定義與相關理論，分析非政府組織定義和非政府組織的相關研究論述，本文以不同的關懷重點與特色作為區隔，界定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以消滅貧窮、人道救援等工作為主要項目；非營利組織則以社會福利組織運作與管理為重心。慈濟為台灣最大規模的非營利事業組織，並於世界各地設立分會或聯絡處，積極參與各項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可見慈濟既是非營利組織又是非政府組織。
第二章第二節NGO組織源起與成立宗旨。非政府組織除了關心國內政治的運作，有些更是跨越國界、活躍於國際舞台。除了代表對於以國家、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途徑表達不滿以外，還希望以草根百姓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來建立足以與國家相庭抗禮的國內的、以及全球性的「公民社會」，倡導引領國際社會新的價值與規範，有助於減少國際間因不同政治、文化與宗教所產生的對立與隔閡。因此台灣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與全球社會接軌負有更積極的意義。
第二章第三節台灣非政府發展之歷史脈絡。台灣從一個接受NGO援助的國家，到今天變成一援外者的歷史變動，至今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增加，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公民社會發展而日臻成熟。然而有些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得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但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仍有很大彈性的活動。
第二章第四節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現況。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快速成長及政治嘗試民主化，致使許多民間團體積極自願投入非政府組織活動，進而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情況。慈濟基金會與其他台灣非政府組織等從事扶助弱勢、人道關懷及緊急醫療救援，近年來在第三世界醫療偏遠地區，以積極行動來關注國際社會，擴展我國際生存活動空間，共同推動全民外交工作的概況。不過由於除了起步較晚，以及各組織間橫向聯繫並不緊密，也易形成資源重疊的情形，以致於各非政府組織間無法形成一股集中的援外力量。但他們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有些組織在該領域中的長期投注也得到其他國際組織的重視與合作的機會，不僅藉此在國際土增加其能見度，而對台灣的國際形象也有一定的正面幫助。
論文正文98-99
2008年8月14日 星期四
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十二、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慈濟基金會屬於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以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非營利組織也相應於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運用慈濟人文充分顯示其多樣性、豐富性的行銷活動。除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公益慈善事業角色，更包含醫療衛生、人文教育、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大眾傳播和落實社區服務等，帶給社會重大貢獻和服務，這些都不是政府或企業所能取代的。
在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理念，強調未來將「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和社會作砥柱、為聞聲救苦作耳目、為顛狂荒亂作正念」。換言之，將四大志業為一體、八大腳印為功能，以人文志業中心作為港口，把大愛精神和慈濟的種子航向全球，播灑在世界各地。此後，也將「描繪真實人生、膚慰人間疾苦、啟發善良心靈、跟隨菩薩腳步、創造美麗境界，傳達大愛到世界各處」。
慈濟組織海內外會員數百萬人，共同支持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因此每當國際遇有急難、需要救助時，「慈濟」會員總是一呼百諾，紛紛挽起袖子、加入出錢出力的行列。慈濟「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不分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因此政府推動全民外交，即是要將這股向心力轉化為國人共推外交工作的動力，並透過不同民間組織在國內培育一個個外交工作的推手，都是國人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的好時機，而透過這類與海外友人直接點與點的交流，我國的外交工作才能在基層有所進展，拓展至國家邦誼的實質外交關係。國內民間團體甚多，在不同領域努力耕耘的結果，使國內許多非政府組織皆擁有廣大的會員及極佳的動員成效，在某些方面的號召力有時的確為政府單位所不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文化活動必須得到普遍的認同、支持與鼓勵，才能形塑文化的實踐。
最後，慈濟證嚴法師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部分慈濟人認為，1966年起慈濟從事慈善事業迄今已經步入第四十一年──「國際慈善」；慈濟不但改變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提升台灣主體意識價值觀，並自1991年開始又參與NGO國際賑災、人道關懷、國際公民社會等工作，在國、內外理應家喻戶曉頗富盛名不在話下；準此，領導人證嚴法師與慈濟團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誠屬指日可待？慈濟果真消除國內貧窮，而後進軍國際援外？以近年來台灣社會結構，政經詭譎、治安敗壞、生靈塗炭，百姓舉家自殘，人民困苦受罪之甚，慈濟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的確值得我們深省與探討的課題。底下，我們可從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理由，作為治本與指標性的啟示。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創建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稱格萊銀行，Grameen Bank），以表彰他們「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
評審委員會對其選擇自有道理︰「要實現持久的和平，除非人們找到對抗貧困的辦法，小額信貸就是這樣一種辦法。下層民眾的發展有助於推展民主和人權。」評審委員會還表示，尤努斯和他的銀行的工作表明，即便窮人中最貧窮的人也能透過努力獲得自身發展。以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的身分獲得和平獎，這在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確實非常罕見，可謂爆出一大冷門。
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債款，該銀行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透過格萊信托公司，「格萊銀行」還將其模式複製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目前格萊信托已在中國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的債款。
孟加拉必須消除國內貧困並為在世界範圍內根除貧困付出更多努力。全世界抗擊貧困的戰鬥將會進一步升級，在世界大部分國家，這場戰鬥都將透過小額債款的模式進行。不應當有貧困，無論任何地方。「 639萬名借款人中有96%是女性。《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說，依靠小額債款這種消解力量，孟加拉的貧窮女性成為最大的受益人，因為傳統的銀行通常拒絕向這些沒有經濟保障的窮人發放小額債款。此外，格萊銀行每年還為2.8萬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已經有1.2萬學生在其發放的教育債款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等教育。
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看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道統也在隨著時代發展悄悄發生著變革。
由上可知，包括台灣的NPO/NGO組織進程，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如何消除國內日漸貧富懸殊窘境？落實安和樂利的社會？消除本身「國內」貧窮為NGO基本首務。無論法師在意獲獎與否，慈濟人第二輪〈四十一年開始〉的「國際慈善」仍應努力不忘本地照顧國內貧困，消除貧瘠之象，始有獲獎的可能。
論文正文p.96-97
慈濟基金會屬於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以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非營利組織也相應於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運用慈濟人文充分顯示其多樣性、豐富性的行銷活動。除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公益慈善事業角色，更包含醫療衛生、人文教育、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大眾傳播和落實社區服務等，帶給社會重大貢獻和服務，這些都不是政府或企業所能取代的。
在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理念，強調未來將「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和社會作砥柱、為聞聲救苦作耳目、為顛狂荒亂作正念」。換言之，將四大志業為一體、八大腳印為功能，以人文志業中心作為港口，把大愛精神和慈濟的種子航向全球，播灑在世界各地。此後，也將「描繪真實人生、膚慰人間疾苦、啟發善良心靈、跟隨菩薩腳步、創造美麗境界，傳達大愛到世界各處」。
慈濟組織海內外會員數百萬人，共同支持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因此每當國際遇有急難、需要救助時，「慈濟」會員總是一呼百諾，紛紛挽起袖子、加入出錢出力的行列。慈濟「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不分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因此政府推動全民外交，即是要將這股向心力轉化為國人共推外交工作的動力，並透過不同民間組織在國內培育一個個外交工作的推手，都是國人積極展現「全民外交」的好時機，而透過這類與海外友人直接點與點的交流，我國的外交工作才能在基層有所進展，拓展至國家邦誼的實質外交關係。國內民間團體甚多，在不同領域努力耕耘的結果，使國內許多非政府組織皆擁有廣大的會員及極佳的動員成效，在某些方面的號召力有時的確為政府單位所不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文化活動必須得到普遍的認同、支持與鼓勵，才能形塑文化的實踐。
最後，慈濟證嚴法師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部分慈濟人認為，1966年起慈濟從事慈善事業迄今已經步入第四十一年──「國際慈善」；慈濟不但改變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提升台灣主體意識價值觀，並自1991年開始又參與NGO國際賑災、人道關懷、國際公民社會等工作，在國、內外理應家喻戶曉頗富盛名不在話下；準此，領導人證嚴法師與慈濟團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誠屬指日可待？慈濟果真消除國內貧窮，而後進軍國際援外？以近年來台灣社會結構，政經詭譎、治安敗壞、生靈塗炭，百姓舉家自殘，人民困苦受罪之甚，慈濟能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的確值得我們深省與探討的課題。底下，我們可從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理由，作為治本與指標性的啟示。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創建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稱格萊銀行，Grameen Bank），以表彰他們「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
評審委員會對其選擇自有道理︰「要實現持久的和平，除非人們找到對抗貧困的辦法，小額信貸就是這樣一種辦法。下層民眾的發展有助於推展民主和人權。」評審委員會還表示，尤努斯和他的銀行的工作表明，即便窮人中最貧窮的人也能透過努力獲得自身發展。以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的身分獲得和平獎，這在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確實非常罕見，可謂爆出一大冷門。
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債款，該銀行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透過格萊信托公司，「格萊銀行」還將其模式複製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目前格萊信托已在中國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的債款。
孟加拉必須消除國內貧困並為在世界範圍內根除貧困付出更多努力。全世界抗擊貧困的戰鬥將會進一步升級，在世界大部分國家，這場戰鬥都將透過小額債款的模式進行。不應當有貧困，無論任何地方。「 639萬名借款人中有96%是女性。《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說，依靠小額債款這種消解力量，孟加拉的貧窮女性成為最大的受益人，因為傳統的銀行通常拒絕向這些沒有經濟保障的窮人發放小額債款。此外，格萊銀行每年還為2.8萬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已經有1.2萬學生在其發放的教育債款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等教育。
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看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道統也在隨著時代發展悄悄發生著變革。
由上可知，包括台灣的NPO/NGO組織進程，主事者取之本土資源卻熱衷擴充版圖或援外，似乎缺乏對本土貧窮的關懷與呵護。如何消除國內日漸貧富懸殊窘境？落實安和樂利的社會？消除本身「國內」貧窮為NGO基本首務。無論法師在意獲獎與否，慈濟人第二輪〈四十一年開始〉的「國際慈善」仍應努力不忘本地照顧國內貧困，消除貧瘠之象，始有獲獎的可能。
論文正文p.96-97
2008年8月11日 星期一
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
十一、推展人文運動重視草根文化
本文研究出，草根組織（Grass Roots Organization, GRO）特指非營利組織(NPO)及非政府組織(NGO)中那些紮根於城鄉社區的基層民眾組織，側重於發展中國家的基層組織。草根組織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慈善組織團體。NPO /NGO草根組織的結構發展，其成員和志願者都是社會大眾，同時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些組織的產生與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其主要社會資源，包括資金、訊息、志願者等大多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具有轉型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綜觀通過台灣草根組織近年來的發展事實，來概括這類組織未來的五大趨勢，有：從一支獨秀到遍地開花，從單打獨鬥到合作交流，從精英治理到制度建設，從默默無聞到積極獻言，從無人知曉到倍受關注。這五個趨勢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台灣草根民間組織的成長歷程及相關外部環境的變化。
阿帕督瑞(Arjun Appadurai)稱「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這種源於社會結構下層，是以基層角度來介入全球化趨勢發展的模式。他認為，學術研究必須重視這些草根性全球化，嘗試認知草根文化的語彙，防止學術研究被既有知識交換的結構所限制，成為社會主流勢力的共犯，把基層的聲音和觀點排除在知識複製的機制之外。換言之，阿帕督瑞認為，學術研究想像力的擴張在於認知草根文化中想像力的活躍狀態以及其產生的能量，如果學術研究畫地自限，認為草根文化不過是懷舊凝滯不動的傳統勢力殘留，那無異是學術想像的貧瘠化。
本文分析發現，慈濟自早期(1966年起) 「竹筒歲月」裡的30位「草根 」家庭主婦們草創「慈濟克難功德會」開啟了更深、更廣的草根文化意涵。草根和有權無權，地位高下沒有關係。不論居住都市或鄉下，對社區經營，社區互助，互動，互惠關懷的感情；不論學歷家世，上至富商顯貴，下至農工白丁，皆同心協力。但近年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儒雅崇尚「慈濟人文」的精英文化。所有慈濟人均須不斷地接受這種精緻文化的專門訓練，藉以「提升」慈濟人文素質。事實上，慈濟試圖建構集體認同「慈濟人文」的效用，也同時拆解正在被召喚的集體認同，瓦解「草根性」的穩定性；大多慈濟人一方面感受「慈濟人文」的召喚，卻也同時意識到不真正位在這個「草根性」的磁場。一種因功能和階級意識強弱不等而造成的同時「既在其內又在其外」的詭異感撕裂了「草根性」圓滿凝塑集體認同的可能。這股看似不起眼的草根，卻潛藏在社會底層的草根公益勢力，連結草根社會資源，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資源，誠屬不容小覷。
非政府組織(NGO)也稱為草根NGO，或稱作草根性民眾組織。它對照現代化的都市，這並不表示草根性處在台灣「現代性」或現代化的邊緣；恰恰相反，台灣的「現代性」造就了草根性，草根性在台灣「現代性」的情境中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草根性不代表回憶、凝固、懷舊和傳統的眷戀；草根性與「過去」的連結反而是它現在生存的契機和展望未來的願景。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84)認為，社會中永遠存在一種草根基層的面向，是權力關係無法全然掌控的。這種草根的面向並非處在權力關係之外，而往往出現在權力關係的極限或界點(limit)，以一種逸逃的方式(movement of disengagement)回應權力的侵進(Foucault 1980b:138)。只要有權力關係存在，就有抗拒。
本文從文化研究視角，吾人可以不用傳統西方「人文主義 」的解釋，而用較為寬大的解釋。即是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的創造。所以一切文化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草根文化，生於民間，長於民間，沒有經過主流意識的疏導和規範，沒有經過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滿著鄉土氣息，涵蘊著豐富的生活共識。若依「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述說，可以容納各種不同思想文化的態度與胸襟，其廣博處，可以涵蓋一切人類的成就，「人文」即是對於人性、人之文化及其價值，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今天慈濟慈善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援助活動，如何紮根凝聚「全球性的思考、草根性的行動」？推展「慈濟人文」強化精英文化 持續容忍和尊重草根文化？這是值被回顧、檢討與反省的課題。
ps: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對人文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現代的人文主義開始於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在各個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義，在這裡一般人文主義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也有的人文主義運動認為人有參加儀式和規則的需要並組織一定的團體來滿足人的這種需要。
草根（grassroots）一說，始於19世紀美國，當時美國正處淘金熱（Gold Rush）狂潮，盛傳山脈土壤表層草根生長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蘊藏著黃金。後來“草根”一說引入社會學領域，「草根」就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內涵。近來文化研究學者多有引用「草根」一說者。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野草是陽光、水和土壤共同創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無羈，但卻生生息息，綿綿不絕；野草永遠不會長成參天大樹，但野草卻因植根於大地而獲得永生。 野草賦有民眾精神，它甚至於帶著頑固的人性弱點，草根性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立性。
論文正文p.94-95
本文研究出，草根組織（Grass Roots Organization, GRO）特指非營利組織(NPO)及非政府組織(NGO)中那些紮根於城鄉社區的基層民眾組織，側重於發展中國家的基層組織。草根組織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慈善組織團體。NPO /NGO草根組織的結構發展，其成員和志願者都是社會大眾，同時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些組織的產生與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其主要社會資源，包括資金、訊息、志願者等大多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具有轉型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綜觀通過台灣草根組織近年來的發展事實，來概括這類組織未來的五大趨勢，有：從一支獨秀到遍地開花，從單打獨鬥到合作交流，從精英治理到制度建設，從默默無聞到積極獻言，從無人知曉到倍受關注。這五個趨勢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台灣草根民間組織的成長歷程及相關外部環境的變化。
阿帕督瑞(Arjun Appadurai)稱「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這種源於社會結構下層，是以基層角度來介入全球化趨勢發展的模式。他認為，學術研究必須重視這些草根性全球化，嘗試認知草根文化的語彙，防止學術研究被既有知識交換的結構所限制，成為社會主流勢力的共犯，把基層的聲音和觀點排除在知識複製的機制之外。換言之，阿帕督瑞認為，學術研究想像力的擴張在於認知草根文化中想像力的活躍狀態以及其產生的能量，如果學術研究畫地自限，認為草根文化不過是懷舊凝滯不動的傳統勢力殘留，那無異是學術想像的貧瘠化。
本文分析發現，慈濟自早期(1966年起) 「竹筒歲月」裡的30位「草根 」家庭主婦們草創「慈濟克難功德會」開啟了更深、更廣的草根文化意涵。草根和有權無權，地位高下沒有關係。不論居住都市或鄉下，對社區經營，社區互助，互動，互惠關懷的感情；不論學歷家世，上至富商顯貴，下至農工白丁，皆同心協力。但近年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儒雅崇尚「慈濟人文」的精英文化。所有慈濟人均須不斷地接受這種精緻文化的專門訓練，藉以「提升」慈濟人文素質。事實上，慈濟試圖建構集體認同「慈濟人文」的效用，也同時拆解正在被召喚的集體認同，瓦解「草根性」的穩定性；大多慈濟人一方面感受「慈濟人文」的召喚，卻也同時意識到不真正位在這個「草根性」的磁場。一種因功能和階級意識強弱不等而造成的同時「既在其內又在其外」的詭異感撕裂了「草根性」圓滿凝塑集體認同的可能。這股看似不起眼的草根，卻潛藏在社會底層的草根公益勢力，連結草根社會資源，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資源，誠屬不容小覷。
非政府組織(NGO)也稱為草根NGO，或稱作草根性民眾組織。它對照現代化的都市，這並不表示草根性處在台灣「現代性」或現代化的邊緣；恰恰相反，台灣的「現代性」造就了草根性，草根性在台灣「現代性」的情境中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草根性不代表回憶、凝固、懷舊和傳統的眷戀；草根性與「過去」的連結反而是它現在生存的契機和展望未來的願景。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84)認為，社會中永遠存在一種草根基層的面向，是權力關係無法全然掌控的。這種草根的面向並非處在權力關係之外，而往往出現在權力關係的極限或界點(limit)，以一種逸逃的方式(movement of disengagement)回應權力的侵進(Foucault 1980b:138)。只要有權力關係存在，就有抗拒。
本文從文化研究視角，吾人可以不用傳統西方「人文主義 」的解釋，而用較為寬大的解釋。即是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的創造。所以一切文化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草根文化，生於民間，長於民間，沒有經過主流意識的疏導和規範，沒有經過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滿著鄉土氣息，涵蘊著豐富的生活共識。若依「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述說，可以容納各種不同思想文化的態度與胸襟，其廣博處，可以涵蓋一切人類的成就，「人文」即是對於人性、人之文化及其價值，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今天慈濟慈善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援助活動，如何紮根凝聚「全球性的思考、草根性的行動」？推展「慈濟人文」強化精英文化 持續容忍和尊重草根文化？這是值被回顧、檢討與反省的課題。
ps: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對人文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現代的人文主義開始於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在各個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義，在這裡一般人文主義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也有的人文主義運動認為人有參加儀式和規則的需要並組織一定的團體來滿足人的這種需要。
草根（grassroots）一說，始於19世紀美國，當時美國正處淘金熱（Gold Rush）狂潮，盛傳山脈土壤表層草根生長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蘊藏著黃金。後來“草根”一說引入社會學領域，「草根」就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內涵。近來文化研究學者多有引用「草根」一說者。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野草是陽光、水和土壤共同創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無羈，但卻生生息息，綿綿不絕；野草永遠不會長成參天大樹，但野草卻因植根於大地而獲得永生。 野草賦有民眾精神，它甚至於帶著頑固的人性弱點，草根性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立性。
論文正文p.94-95
2008年8月9日 星期六
尊重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
十、尊重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
非政府組織是當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國際關係的內涵漸趨多元化之際，國際性議題透過跨國性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形成政策共識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因此，維持非政府組織的獨立自主、與政府角色應有所區隔，是確保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活動時爭取公信力，同時亦可避免政治干擾的先決要件。同樣的，政府組織極力為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之餘，在國際場合應堅持本身的獨立性，以關懷國際社會，營造國際和平的目標，積極參與各類國際事務，是爭取國際支持的主要來源 。
當今世界文化的力量不能左右著人類，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霸權的力量。原因在於非政府組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極其豐富性，賦予信眾更大的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目前由於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尚且在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換言之，這些創造性意義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信眾的引導與互動都先於生成而預存於文本之中，信眾早被鑲嵌在文本之中。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功能、技術功能的對話互動則應更具涵融性與更具多樣性的模式來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即從原初創造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 ，改變重構一個新語境，此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切實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公民社會代表了一股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同時也是在國家之外，有相當自主性社會的一部分。由此觀之，公民社會係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亦指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網絡，且此網絡關係是由自主的、不受國家支配的民間團體所組成。同時，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或行動，皆亦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易言之，非政府組織所期待看到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志願結合的領域，本身除了有共同的規範與利他目標外，還要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必須能夠有相當的自主性，也就是自己訂定標的、自力身體力行、自我承擔結果，不受國家操弄。組織結構(structure)成員須有完全的自主權，也不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慈濟自制以全球「社區主義」和謙卑「自我管理」建立其主體性；慈濟的委員分層負責聯絡、照顧300萬名定期捐錢的會員，付出殷勤關懷，不下於對親朋好友的感情。慈濟的委員志工還會針對地區委員召開定期「教育訓練」，其嚴密的訓練課程、不斷強化的「組織文化」為專業化目標。
ps:
張家銘，2005，《我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人道救援行動之研究》，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文以傳播媒介文化的原創的分離與重構為例，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傳播媒介給文化藝術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媒介文化產品與文化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即所謂「重置語境」，文化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藉此描述非政府組織應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論文正文p.93
非政府組織是當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國際關係的內涵漸趨多元化之際，國際性議題透過跨國性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形成政策共識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因此，維持非政府組織的獨立自主、與政府角色應有所區隔，是確保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活動時爭取公信力，同時亦可避免政治干擾的先決要件。同樣的，政府組織極力為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之餘，在國際場合應堅持本身的獨立性，以關懷國際社會，營造國際和平的目標，積極參與各類國際事務，是爭取國際支持的主要來源 。
當今世界文化的力量不能左右著人類，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霸權的力量。原因在於非政府組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極其豐富性，賦予信眾更大的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目前由於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尚且在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換言之，這些創造性意義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信眾的引導與互動都先於生成而預存於文本之中，信眾早被鑲嵌在文本之中。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功能、技術功能的對話互動則應更具涵融性與更具多樣性的模式來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即從原初創造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 ，改變重構一個新語境，此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切實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公民社會代表了一股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同時也是在國家之外，有相當自主性社會的一部分。由此觀之，公民社會係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亦指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網絡，且此網絡關係是由自主的、不受國家支配的民間團體所組成。同時，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或行動，皆亦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易言之，非政府組織所期待看到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志願結合的領域，本身除了有共同的規範與利他目標外，還要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必須能夠有相當的自主性，也就是自己訂定標的、自力身體力行、自我承擔結果，不受國家操弄。組織結構(structure)成員須有完全的自主權，也不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慈濟自制以全球「社區主義」和謙卑「自我管理」建立其主體性；慈濟的委員分層負責聯絡、照顧300萬名定期捐錢的會員，付出殷勤關懷，不下於對親朋好友的感情。慈濟的委員志工還會針對地區委員召開定期「教育訓練」，其嚴密的訓練課程、不斷強化的「組織文化」為專業化目標。
ps:
張家銘，2005，《我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人道救援行動之研究》，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文以傳播媒介文化的原創的分離與重構為例，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傳播媒介給文化藝術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媒介文化產品與文化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即所謂「重置語境」，文化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藉此描述非政府組織應突破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反映現實社會的需要。
論文正文p.93
2008年8月7日 星期四
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
九、提升非政府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
台灣地區宗教非政府組織活動蓬勃發展，藉由對宗教事務的服務與崇拜，宗教藝文活動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已形成一種包括信仰在內的實踐體系的覺醒意識；除了瞭解並探討宗教本質之外，更對宗教非政府組織事業經營上所面臨的組織與管理問題涉獵更深。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服務志業是一項神聖的工作，需要借重智慧發心立願，成就大事因緣的不朽盛事。比如，證嚴法師對於「慈濟」四大志業原以「愛為管理，戒為制度」的作法，已改為企業化的有效管理方式。其實任何非政府組織所作有效的運用，均在結合人力與財物俱全的豐沛資源，莫如以企業經營的理念與方式去從事組織管理、資源整合、志業發展，創造出比企業更為輝煌而永續的經營成果。但相對的，因提升非政府組織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在組織內部卻屢屢產生不適應的問題，例如，對行動主體的慈濟志工而言，在文化活動上產生權力關係的干擾，因此亟需致力調解、克服組織主客之間的分岐，並且改變管理結構。
非政府組織資源的有效管理運用，當然是人與事作最適切的配合。人力資源的運用方面，涉及主事者及管理人員的教育、訓練及觀念作為的改變，及當事人對管理學概念的認知。從內政部歷年來表揚非政府組織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事業資料內容，可發現非政府組織對其擁有優越的資源並未作系統的規劃與管理，對於社區意識的培養和蘊釀，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及社區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共享與交互利用的自覺，以及資源的儲備運用，經營管理之公開化、專業化與現代化，甚至藝術化，均有待加強改進。
台灣宗教型非政府組織趨向合理化的過程，就像現代社會中其它的體制，也逐漸表現了官僚體制化的現象。不論體制本身或體制之外的社會關係，都明顯受到這個過程的影響。從體制本身而言，宗教體制不僅行政管理日漸官僚化，而且平時的運作也受制於官僚體制的邏輯及衍生的問題；從體制外來看，宗教體制透過典型的官僚式互動與其它社會體制、其它宗教團體進行交涉來完成使命。另一個實質的影響來自宗教在當代社會的「位置」，也就是宗教的社會「關係」〈relevance〉是在私密領域，消費者卻偏好反映了這個領域的「需要 」。
ps:
Jeffrey C. Alexander,Steven Seidman主編，古佳豔等譯(2003)，《文化與社會：當代辯論》，台北，立緒文化，頁310、312。
論文正文p.92
台灣地區宗教非政府組織活動蓬勃發展，藉由對宗教事務的服務與崇拜，宗教藝文活動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已形成一種包括信仰在內的實踐體系的覺醒意識；除了瞭解並探討宗教本質之外，更對宗教非政府組織事業經營上所面臨的組織與管理問題涉獵更深。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服務志業是一項神聖的工作，需要借重智慧發心立願，成就大事因緣的不朽盛事。比如，證嚴法師對於「慈濟」四大志業原以「愛為管理，戒為制度」的作法，已改為企業化的有效管理方式。其實任何非政府組織所作有效的運用，均在結合人力與財物俱全的豐沛資源，莫如以企業經營的理念與方式去從事組織管理、資源整合、志業發展，創造出比企業更為輝煌而永續的經營成果。但相對的，因提升非政府組織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在組織內部卻屢屢產生不適應的問題，例如，對行動主體的慈濟志工而言，在文化活動上產生權力關係的干擾，因此亟需致力調解、克服組織主客之間的分岐，並且改變管理結構。
非政府組織資源的有效管理運用，當然是人與事作最適切的配合。人力資源的運用方面，涉及主事者及管理人員的教育、訓練及觀念作為的改變，及當事人對管理學概念的認知。從內政部歷年來表揚非政府組織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事業資料內容，可發現非政府組織對其擁有優越的資源並未作系統的規劃與管理，對於社區意識的培養和蘊釀，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及社區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共享與交互利用的自覺，以及資源的儲備運用，經營管理之公開化、專業化與現代化，甚至藝術化，均有待加強改進。
台灣宗教型非政府組織趨向合理化的過程，就像現代社會中其它的體制，也逐漸表現了官僚體制化的現象。不論體制本身或體制之外的社會關係，都明顯受到這個過程的影響。從體制本身而言，宗教體制不僅行政管理日漸官僚化，而且平時的運作也受制於官僚體制的邏輯及衍生的問題；從體制外來看，宗教體制透過典型的官僚式互動與其它社會體制、其它宗教團體進行交涉來完成使命。另一個實質的影響來自宗教在當代社會的「位置」，也就是宗教的社會「關係」〈relevance〉是在私密領域，消費者卻偏好反映了這個領域的「需要 」。
ps:
Jeffrey C. Alexander,Steven Seidman主編，古佳豔等譯(2003)，《文化與社會：當代辯論》，台北，立緒文化，頁310、312。
論文正文p.92
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在變動的世界中體現生存價值
八、在變動的世界中體現生存價值
台灣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近年來，正處在轉型和發展的過度時代，面對著兩岸關係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和經歷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驗，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家庭關係都處在不斷的變動和調整中，人的未來命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心理狀態都在轉型中動盪、變化。在這政局不穩定、失業率飇高的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這個社會動盪不安中丟失和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因此，藉由慈濟文化活動熱絡氛圍，不僅僅可帶給人們夢幻般的想像和心理刺激，同時也通過其實踐過程這面鏡子來觀照自己心靈的變異和外在世界的詭異，通過慈濟文化符號運動與同樣處在變動世界的其他人共用苦難、迷惘、欣悅和渴望，來理解、對應和詮釋人們所遭遇的現實。其實，人們所期待的是一些真誠地關懷人的生存狀態、人生困境和人生經驗。易言之，就是對我們所遭遇的現實和我們所經歷的人生的一種摯愛，它們將連接我們對現實的體驗，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誠守望人生，與眾生對話。對於當下一般人身心狀態和境遇的關懷而以洞察力、同情心和現實精神，與大眾共享對於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這一世界的理解，從而達成彼此心靈的融合。創造成為這一變動時期文化發展高度的一種標誌，也可體現了台灣非政府組織文化實踐意涵中不可替代的生存價值。
近年來，慈濟因為注重時間性與空間性、強調人文與環境共生共存狀態所形成的風格，並且具有一種能夠被辨認的能指系統，獲得了一種公共形象而走向世界，創造台灣式樣的慈濟商標或者說品牌。但是，站在國內、外發展上來講，慈濟國際援助全球化策略並非先驅者，乃是後來者的模仿，其所具備的邊緣性優勢已漸消失，曾經在一定的意義上所具有前衛性和探索性的使命感也將會消失殆盡。事實上，欲再開發創造力和想像力，急需排除不斷地自我複製。
論文正文p.90-91
台灣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近年來，正處在轉型和發展的過度時代，面對著兩岸關係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和經歷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驗，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家庭關係都處在不斷的變動和調整中，人的未來命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心理狀態都在轉型中動盪、變化。在這政局不穩定、失業率飇高的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這個社會動盪不安中丟失和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因此，藉由慈濟文化活動熱絡氛圍，不僅僅可帶給人們夢幻般的想像和心理刺激，同時也通過其實踐過程這面鏡子來觀照自己心靈的變異和外在世界的詭異，通過慈濟文化符號運動與同樣處在變動世界的其他人共用苦難、迷惘、欣悅和渴望，來理解、對應和詮釋人們所遭遇的現實。其實，人們所期待的是一些真誠地關懷人的生存狀態、人生困境和人生經驗。易言之，就是對我們所遭遇的現實和我們所經歷的人生的一種摯愛，它們將連接我們對現實的體驗，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誠守望人生，與眾生對話。對於當下一般人身心狀態和境遇的關懷而以洞察力、同情心和現實精神，與大眾共享對於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這一世界的理解，從而達成彼此心靈的融合。創造成為這一變動時期文化發展高度的一種標誌，也可體現了台灣非政府組織文化實踐意涵中不可替代的生存價值。
近年來，慈濟因為注重時間性與空間性、強調人文與環境共生共存狀態所形成的風格，並且具有一種能夠被辨認的能指系統，獲得了一種公共形象而走向世界，創造台灣式樣的慈濟商標或者說品牌。但是，站在國內、外發展上來講，慈濟國際援助全球化策略並非先驅者，乃是後來者的模仿，其所具備的邊緣性優勢已漸消失，曾經在一定的意義上所具有前衛性和探索性的使命感也將會消失殆盡。事實上，欲再開發創造力和想像力，急需排除不斷地自我複製。
論文正文p.90-91
2008年8月3日 星期日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
七、利用本土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社會
慈濟援外活動相與對應的結構性條件主要還是來自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的認知，藉以直接左右了本土宗教非營利組織福利服務的發展趨向。事實上，這種取決於法師本人「世界圖像」(world image)而來的福利作為，固然有可能將本土宗教的社會服務推向高峰，但是，往往也引來立論角度不同所衍生出來的社會批判與道德期許。在一些文化系統裡，宗教也可說是所有的文化組織裡有最強勢的發展，即便是宗教性非政府組織團體反而負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像慈濟是一個包含宗教和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曾被諷喻為壟斷慈善資源的「慈善霸權者」或慈善烏托邦的稱謂，這些遭致許多的社會期許與社會壓力，源源不絕。
藉由女性 對人際互動能力的提昇，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重建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內涵，這種另類的文化邏輯正是勾勒民主政治的社會空間的導向。但事實上，權力意識與人文倫理的關係的混雜，至今仍然浮現在周遭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及其宗教性組織裡面。就其社會性意義而言，還是在於突顯出一種建基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神聖魅力的組織性集結以及所產生的非預期性的後果，像是會員膨脹、組織膨脹以及社會期望膨脹等等。
例如從本土社會視角，慈濟語言 〈如善解、包容、知足、感恩；愛與關懷；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等等〉它已產生了意義，也更創造意義。尤以「感恩」已成為社會交流互動的共同語言。再同另一些字詞組合、排列、串聯起來，它可以作為名稱、標語，它也作為問候、祝福、祈禱的代碼，以及作為最常見的情感意志的記號，它既佈滿大街小巷，又充斥著媒體機器。對於民眾而言，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經常捕捉到的字詞。這似乎是當代台灣本土記憶的表現：愛與關懷、祥和社會，這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日常情境？這不是那些在歷史陰影中的人們，那些在昏暗街道上徘徊的人們的具體而切實的欲望？但這幾個令人震動的善良淳語使一種氣質、一種意願、一種心態暴露無遺。這是最公開的幾個詞彙，但又是埋藏真理的幾個詞，這也是常識性的詞，但又是無限表意潛力的詞。
慈濟文化的「感恩 」字碼成為社會一種流行語彙的時候，便不僅是某種時髦的文化符號的組成部分，而且在有意無意間顯現當前慈濟的一種特定意識形態症候與其文化實踐內容。在當代台灣文化現象中，許多人存在著某種「慈濟情結」，因此針對著慈濟這一多重編碼的形象，但類似的僭越與褻瀆在90年代初期即已悄然而生，例如社會善款資源被慈濟獨佔和壟斷爭議等等；慈濟這些神聖的禁忌也成為調侃、諷刺和批評的對象。但是經過情緒發露之後的懷舊，在消費和消解昔日意識形態的同時，反而令它成功地架構了一座文化橋樑，將禁忌與創傷轉換為一種類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促使它對自身邊緣位置的接受，轉為突破中心、朝向世界中心，由沉寂轉向奔放一種不可摧毀、永難毀滅的信仰與意志力。獲得了不可預期的效應。
從非政府組織所碰觸到的社會文化現象，在面對人性善惡、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溝通、淒苦的生命故事、都市人困惑和迷亂、透視人的心靈、創造性地揭示當代人夢幻困境的時候，當竭盡所能的付出的同時，作一反省；有人指責，慈濟興盛之餘，邁進國際賑災參與國際事務之後，最缺乏的，乃是對本土及志工生活的真誠、洞察和熱情。慈濟本身具有生存的優勢，在廣泛融合世界文化氛圍的基礎上，得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的社會人生，與台灣人自己生存狀態和文化狀態相聯結，成為對人的生命、生存和心靈的觀照、呵護和熱愛。
ps:
林芳玫在《女性與媒體再現》一書藉由女性主義對「人際互動能力」的討論，以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重建。反映出女性文化研究獨創一格的異議風格與理想主義色彩。
陳光興，2001，《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圖書，頁166。
符號理論發展自瑞士語言學家婓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著作。他表示「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經由一串連關係的系統，一個充滿相似與差異的網絡，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產生意義、製造意義。
「符號」(Signs)往往是由符碼所組成，符碼則被一些外顯或內含的規則所主宰，而這些規則又是經過文化或是社會團體(如慈濟)的成員所一致接受同意的。如此，符號系統攜帶著經過編碼(encoded)的意義和信息，只有懂得這些符碼的人(如慈濟人)才能解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46-1960)更進一步超越文學性和哲學性的分析，直接檢視語言的多種形式；在這些分析底下，語言被使用來賦與活生生的經驗意義。
論文正文p.90-91
慈濟援外活動相與對應的結構性條件主要還是來自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的認知，藉以直接左右了本土宗教非營利組織福利服務的發展趨向。事實上，這種取決於法師本人「世界圖像」(world image)而來的福利作為，固然有可能將本土宗教的社會服務推向高峰，但是，往往也引來立論角度不同所衍生出來的社會批判與道德期許。在一些文化系統裡，宗教也可說是所有的文化組織裡有最強勢的發展，即便是宗教性非政府組織團體反而負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像慈濟是一個包含宗教和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曾被諷喻為壟斷慈善資源的「慈善霸權者」或慈善烏托邦的稱謂，這些遭致許多的社會期許與社會壓力，源源不絕。
藉由女性 對人際互動能力的提昇，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重建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內涵，這種另類的文化邏輯正是勾勒民主政治的社會空間的導向。但事實上，權力意識與人文倫理的關係的混雜，至今仍然浮現在周遭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及其宗教性組織裡面。就其社會性意義而言，還是在於突顯出一種建基於宗教主事者個人神聖魅力的組織性集結以及所產生的非預期性的後果，像是會員膨脹、組織膨脹以及社會期望膨脹等等。
例如從本土社會視角，慈濟語言 〈如善解、包容、知足、感恩；愛與關懷；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等等〉它已產生了意義，也更創造意義。尤以「感恩」已成為社會交流互動的共同語言。再同另一些字詞組合、排列、串聯起來，它可以作為名稱、標語，它也作為問候、祝福、祈禱的代碼，以及作為最常見的情感意志的記號，它既佈滿大街小巷，又充斥著媒體機器。對於民眾而言，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經常捕捉到的字詞。這似乎是當代台灣本土記憶的表現：愛與關懷、祥和社會，這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日常情境？這不是那些在歷史陰影中的人們，那些在昏暗街道上徘徊的人們的具體而切實的欲望？但這幾個令人震動的善良淳語使一種氣質、一種意願、一種心態暴露無遺。這是最公開的幾個詞彙，但又是埋藏真理的幾個詞，這也是常識性的詞，但又是無限表意潛力的詞。
慈濟文化的「感恩 」字碼成為社會一種流行語彙的時候，便不僅是某種時髦的文化符號的組成部分，而且在有意無意間顯現當前慈濟的一種特定意識形態症候與其文化實踐內容。在當代台灣文化現象中，許多人存在著某種「慈濟情結」，因此針對著慈濟這一多重編碼的形象，但類似的僭越與褻瀆在90年代初期即已悄然而生，例如社會善款資源被慈濟獨佔和壟斷爭議等等；慈濟這些神聖的禁忌也成為調侃、諷刺和批評的對象。但是經過情緒發露之後的懷舊，在消費和消解昔日意識形態的同時，反而令它成功地架構了一座文化橋樑，將禁忌與創傷轉換為一種類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促使它對自身邊緣位置的接受，轉為突破中心、朝向世界中心，由沉寂轉向奔放一種不可摧毀、永難毀滅的信仰與意志力。獲得了不可預期的效應。
從非政府組織所碰觸到的社會文化現象，在面對人性善惡、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溝通、淒苦的生命故事、都市人困惑和迷亂、透視人的心靈、創造性地揭示當代人夢幻困境的時候，當竭盡所能的付出的同時，作一反省；有人指責，慈濟興盛之餘，邁進國際賑災參與國際事務之後，最缺乏的，乃是對本土及志工生活的真誠、洞察和熱情。慈濟本身具有生存的優勢，在廣泛融合世界文化氛圍的基礎上，得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資源，關注本土的社會人生，與台灣人自己生存狀態和文化狀態相聯結，成為對人的生命、生存和心靈的觀照、呵護和熱愛。
ps:
林芳玫在《女性與媒體再現》一書藉由女性主義對「人際互動能力」的討論，以達成對個人主義弊端的矯正以及人文精神與道德理想的重建。反映出女性文化研究獨創一格的異議風格與理想主義色彩。
陳光興，2001，《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圖書，頁166。
符號理論發展自瑞士語言學家婓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著作。他表示「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經由一串連關係的系統，一個充滿相似與差異的網絡，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產生意義、製造意義。
「符號」(Signs)往往是由符碼所組成，符碼則被一些外顯或內含的規則所主宰，而這些規則又是經過文化或是社會團體(如慈濟)的成員所一致接受同意的。如此，符號系統攜帶著經過編碼(encoded)的意義和信息，只有懂得這些符碼的人(如慈濟人)才能解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46-1960)更進一步超越文學性和哲學性的分析，直接檢視語言的多種形式；在這些分析底下，語言被使用來賦與活生生的經驗意義。
論文正文p.90-91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
六、慈濟資深志工的邊緣性情結
非政府組織在90年代開始，其文化展現出複雜多樣面貌。比如，不斷出現一批批穩定、富足的企業或個人資本家加入非政府組織機構。在當前台灣泡沫經濟奇觀下，這些新富群體寧可捐獻機構而不願繳納政府稅款。隨之而來的金錢與政治權力關係在機構內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必然造成新舊排擠現象，資深者成為邊緣弱勢個體或群體的「他者」，這是不爭的事實。從文化感受性上說，其隱藏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在被熱鬧非凡的消費情結所遮蔽，顯然在有意無意間展露了無「差異」的消費圖景背後日漸不「平等」的階級現實，也同時觸及在台灣社會現實中彼此衝突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以及身分政治和身分危機與焦慮。這些從未被提及的事實，乃為典型的葛蘭西所謂的意識形態合法化與文化霸權的實踐。消費主義成了當下最有力的書寫之手，其消費的可能與方式清晰地劃定了不同階級、階層的活動空間。這股「進步」情況下，顛覆了這井然有序的社會層次；人們似乎指認階級、探討平等，便意味著拒絕改革，要求歷史與倫理，便意味著拒絕民主與侵犯自由。
然而這凸顯而出的階級事實，並未真正使非政府組織機構核心份子動容，反而更使它亢奮地加速進程。迄今為止，鮮少人認真面對現實提出諫言。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佛教文化的異化現象或禁忌，不如說它出自某種拒絕反思與基於慈悲情結的邊緣性選擇。對於類似改革的陣痛，歷史的代價與進步的過程等等的現實修辭，已不足以有效闡釋及遮蔽這突出類似社會的困境的不安。這或許可以說，正是實踐者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模糊過程，它不僅是潛在地將資深志工指認為公平競爭中合理的劣汰者；當他們的消費殆盡之時，主觀地認定他們將無法成功地繼續開發有效資源，而不做具體分析地完全歸咎於他們自身原因。
慈濟已進入第四十一個年頭。慈濟變革迄今十年，部分資深志工徘徊失所，這段漫長日子讓志工種下記憶、思念和尋找的情結，這種痛苦情結，很自然地被編織在有序的時間鏈條上。在歷史變動中，今天慈濟能夠發光發亮，志工雖然存在著成就輝煌的歷史記憶，卻因組織結構的轉變而漂浮虛無。當一切建構在權力關係運作之下，組織架構改頭換面時，這個線性的時間關係便缺少內在的聯繫，倫理體系遭到切割，產生了變異的時間邏輯 ；這使得記憶的喪失和無邊的思念，意味著時間的斷裂。由於過度的曲調切換，志工敘事的統一體被解除了，不再任其自由表現或選擇，造成無限循環的割裂。團體指向也在這種相互無關聯的片斷的文化時間性中，出現了無整體性關聯的片斷化和片斷的無意義重複。追隨者已渡過充滿激情的時代，也因多元主義的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祭出「後現代理論」 的口號，成為志工們隨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辭。但站在文化概念，重新審視文化轉型期大眾弱勢群體在不平等社會現實中的地位變遷，是值得被檢討與批評的。誠然需要「自我反身組織」(self-reflexive-ganization)、及聽見那些在組織裡被邊緣化或被排除的聲音。
這些資深的慈濟人，大多有二、三十年以上的資歷，在志工生涯中所賺到的，只不過是一分「歡喜心」而已，並不是財富和社會地位。慈濟有現在的成就，我們僅能以同理心贊歎這些戰鬥勇士們的「幸福」〈慈濟語彙，義為辛苦〉。正如雷蒙‧威廉斯、湯普生〈E. P. Thompson, 1924-93〉認為：「歷史是一種我們在其中戰鬥的形式，在我們之前有許多人戰鬥過。過去並非死寂、沉滯、框限；相反地，過去攜帶著創造性資源的記憶和痕跡，能夠支撐現在並預示未來的可能性 。」對過去的肯定，也是未來的希望。
ps:
變異的時間邏輯，是由多次變調和轉調中被加長的過渡來表現的，對敘事的割裂，是一種無限循環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說無歷史聯繫性的敘事本身只能是相互無關聯的片斷。本文，以線性時間的論述方式，探討志工文化現象之變異所產生衝擊，此種線性架構的作業思考方式和實踐，卻也帶來如同非線性企劃行為的所產生的時間斷層。面對這種既有的文化現象，讓吾人不得不放大視野，進而開始省思文化現象的變異，探討整理出其間的關連性，這種時間的論述方式的差異，或可將我們的社會文化系統帶往不同的方向發展。產生更加民主、多元，甚至個性化的社會價值和文化體系。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理論「斷裂性」，Francois Lyotard在1984年曾提出：後現代是要將自身發展為一種不連續性(discontinuous)、災變性(catastrophic)、不能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悖理的(paradoxical)理論；它最關切的是猶豫不決、無法完全精密控制的、因資訊不足而導致的衝突對抗、支離破碎的(fracta)等(引自尤淑慧，2003)。這樣的論述說明後現代具有斷裂性質而難以精密掌握。
Ziauddin Sardar著，陳貽寶譯，2004，《文化研究》，台北：立緒文化。
論文正文p.88-89
非政府組織在90年代開始，其文化展現出複雜多樣面貌。比如，不斷出現一批批穩定、富足的企業或個人資本家加入非政府組織機構。在當前台灣泡沫經濟奇觀下，這些新富群體寧可捐獻機構而不願繳納政府稅款。隨之而來的金錢與政治權力關係在機構內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必然造成新舊排擠現象，資深者成為邊緣弱勢個體或群體的「他者」，這是不爭的事實。從文化感受性上說，其隱藏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在被熱鬧非凡的消費情結所遮蔽，顯然在有意無意間展露了無「差異」的消費圖景背後日漸不「平等」的階級現實，也同時觸及在台灣社會現實中彼此衝突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以及身分政治和身分危機與焦慮。這些從未被提及的事實，乃為典型的葛蘭西所謂的意識形態合法化與文化霸權的實踐。消費主義成了當下最有力的書寫之手，其消費的可能與方式清晰地劃定了不同階級、階層的活動空間。這股「進步」情況下，顛覆了這井然有序的社會層次；人們似乎指認階級、探討平等，便意味著拒絕改革，要求歷史與倫理，便意味著拒絕民主與侵犯自由。
然而這凸顯而出的階級事實，並未真正使非政府組織機構核心份子動容，反而更使它亢奮地加速進程。迄今為止，鮮少人認真面對現實提出諫言。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佛教文化的異化現象或禁忌，不如說它出自某種拒絕反思與基於慈悲情結的邊緣性選擇。對於類似改革的陣痛，歷史的代價與進步的過程等等的現實修辭，已不足以有效闡釋及遮蔽這突出類似社會的困境的不安。這或許可以說，正是實踐者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模糊過程，它不僅是潛在地將資深志工指認為公平競爭中合理的劣汰者；當他們的消費殆盡之時，主觀地認定他們將無法成功地繼續開發有效資源，而不做具體分析地完全歸咎於他們自身原因。
慈濟已進入第四十一個年頭。慈濟變革迄今十年，部分資深志工徘徊失所，這段漫長日子讓志工種下記憶、思念和尋找的情結，這種痛苦情結，很自然地被編織在有序的時間鏈條上。在歷史變動中，今天慈濟能夠發光發亮，志工雖然存在著成就輝煌的歷史記憶，卻因組織結構的轉變而漂浮虛無。當一切建構在權力關係運作之下，組織架構改頭換面時，這個線性的時間關係便缺少內在的聯繫，倫理體系遭到切割，產生了變異的時間邏輯 ；這使得記憶的喪失和無邊的思念，意味著時間的斷裂。由於過度的曲調切換，志工敘事的統一體被解除了，不再任其自由表現或選擇，造成無限循環的割裂。團體指向也在這種相互無關聯的片斷的文化時間性中，出現了無整體性關聯的片斷化和片斷的無意義重複。追隨者已渡過充滿激情的時代，也因多元主義的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祭出「後現代理論」 的口號，成為志工們隨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辭。但站在文化概念，重新審視文化轉型期大眾弱勢群體在不平等社會現實中的地位變遷，是值得被檢討與批評的。誠然需要「自我反身組織」(self-reflexive-ganization)、及聽見那些在組織裡被邊緣化或被排除的聲音。
這些資深的慈濟人，大多有二、三十年以上的資歷，在志工生涯中所賺到的，只不過是一分「歡喜心」而已，並不是財富和社會地位。慈濟有現在的成就，我們僅能以同理心贊歎這些戰鬥勇士們的「幸福」〈慈濟語彙，義為辛苦〉。正如雷蒙‧威廉斯、湯普生〈E. P. Thompson, 1924-93〉認為：「歷史是一種我們在其中戰鬥的形式，在我們之前有許多人戰鬥過。過去並非死寂、沉滯、框限；相反地，過去攜帶著創造性資源的記憶和痕跡，能夠支撐現在並預示未來的可能性 。」對過去的肯定，也是未來的希望。
ps:
變異的時間邏輯，是由多次變調和轉調中被加長的過渡來表現的，對敘事的割裂，是一種無限循環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說無歷史聯繫性的敘事本身只能是相互無關聯的片斷。本文，以線性時間的論述方式，探討志工文化現象之變異所產生衝擊，此種線性架構的作業思考方式和實踐，卻也帶來如同非線性企劃行為的所產生的時間斷層。面對這種既有的文化現象，讓吾人不得不放大視野，進而開始省思文化現象的變異，探討整理出其間的關連性，這種時間的論述方式的差異，或可將我們的社會文化系統帶往不同的方向發展。產生更加民主、多元，甚至個性化的社會價值和文化體系。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理論「斷裂性」，Francois Lyotard在1984年曾提出：後現代是要將自身發展為一種不連續性(discontinuous)、災變性(catastrophic)、不能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悖理的(paradoxical)理論；它最關切的是猶豫不決、無法完全精密控制的、因資訊不足而導致的衝突對抗、支離破碎的(fracta)等(引自尤淑慧，2003)。這樣的論述說明後現代具有斷裂性質而難以精密掌握。
Ziauddin Sardar著，陳貽寶譯，2004，《文化研究》，台北：立緒文化。
論文正文p.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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