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B.S.Turner）--生存意義的追求

特納（B.S.Turner）曾經指出，韋伯在解釋西方科學的起源時，是一種最典型的「韋伯式」（Weberian）史觀，也就是將高度偶發性的歷史情境與理性化的發展邏輯相互搭配，而從韋伯對中國和阿拉伯地區的研究看來，科學的發達與否似乎更取決於社會結構所提供的條件，宗教信仰體系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Turner,1993:100）他在另一處提到，韋伯將宗教視作是對終極性之「意義問題」的反應，但我們不能就此認定，這類意義問題會對社會的所有成員產生同樣的效力，也不能假定純從認知活動上便可妥當處理有關信仰的議題。 特納強調，關於生存意義的追求，是根植於人類「身體的傳記式歷史」（the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bodies）之中，也就是當人生存於此世、卻又終將離開這個世界，他就會產生在意義上尋求指引的需要。 亦因此，宗教有其物質性的根基，不純然是精神或理念的幻覺。 特納同時主張，個體的意義問題乃是特定時空之下，社會整體之意義問題的一部份，無法抽離開來。 而現代社會對宗教的屬性十分難以界定，正來自於這個時代所面臨之「上帝已死」的困境，不過所謂「世俗化」的論點，則尚不足以蓋棺論定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