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當然是世界互賴的呈現,而促成互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通過包括資訊和通訊傳輸科技的發展,從而縮小社會、經濟、政治和地理距離所導致的。其中尤其是網路和寬頻科技的綜合多媒體的能力、高度互動性和立即性,加速了跨國溝通、網絡社會關係和參與式政治的發展,而這些發展也進一步促成市民社會全球化的發展[7]。
非政府組織(NGO)是全球市民社會中最主要的環節。而長期以來,人們在理解NGO時,都是從國家中心主義或取向出發,把NGO看成是企圖影響國家行為的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一直到了一九九O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擺脫國家中心主義,把NGO放入更寬廣的全球市民社會的範圍之中,從而以「人民為中心」,把NGO看成是促動國際政治朝民主化程度,使國家主權受到合理限制,形塑跨過多邊參與式政治過程的主要機制或力量[8]。
由電腦網路和電信傳輸技術所建構而成的資訊生態,沒有固定的界限,而流動性是它的本質;因為在這個生態中,資本、技術、符號都處在不斷的流動過程中;而也因為如此,空間也隨著流動、漂浮起來,不再固著在固定的地理和民族國家實體之上;當然,它們的生活實踐場域也跟著流動、漂浮,不再以固定的地理和民族國家作為界限。在這個資訊生態中,交織著電子脈衝網絡,並且透過許多節點來連接這些網絡,而這些節點指的主要是那些「資本----技術」菁英。這些菁英與電子脈衝網絡形成互相支撐、互相保證的結合關係,衝破了國家地理界限,把更多的事物和人的生活實踐層面捲入資訊生態中[9]。
在這個資訊生態中,政府已經無法壟斷有關資訊的收集與獨占的權力,而許多人和單位或團體,利用和獲得資訊的能力大為增加,這相對地也使得非政府組織的人員和數量的快速增加獲得現實的物質支撐。如此一來,非政府組織的權力相對於國家,當然也就大大地提升[10]。此外,在資訊生態中,由於掌握資訊和以資訊為基礎的知識的能力,影響包括國家和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競爭力和發展前途,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能力和權力的相對提升,當然相對的會衝擊政府的權力地位,政府被迫或自然而然地必須和非政府組織分享權力,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被納入資訊生態的同時,資訊生態得流動性,使得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只侷限在國家範圍之內來進行,而必須透過跨國界的作為和過程來加以處理。其實,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資本-技術」菁英,都是資訊生態中的節點,他們之間透過電子脈衝網絡作為中介,必須形成一個合縱連橫的關係,彼此互相支撐、互相保證,而不是互相排斥。被納入資訊生態中,做為其中的節點,就會具有銜接資訊生態網路的角色,不能被其他節點所排斥或故意視而不見
處於資訊生態中,政府的傳統權力當然會受到侵蝕,而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市民社會的權力會增加;不過,我們不能從零和的格局來看待這些現象,因為上述這些現象正顯示零和觀點的侷限。因為,政府傳統權力的受侵蝕,意味著其權力角色的轉變與調整,我們不能貿然地去推論政府或國家即將式微、凋零或消亡,國家/政府在資訊生態中仍將扮演不可或缺的節點;只不過,它不能排斥非政府組織、企業等市民社會的單位和力量作為資訊生態中的節點;而且,它不能再繼續以國家中心為基礎,去排斥和市民社會的權力分享,因為,資訊生態的流動性,決定政府必須有能力和非政府組織或力量合縱連橫,以及藉此來解決許多跨國界的問題。亦即,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界限絕對不能再被簡單的二元劃分,彼此已經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相互保證的辯證結合關係;而隨著資訊生態的流動性所延伸出來的是,市民社會的全球化和跨國化,因此國家和政府與市民社會權力的分享,絕不會是在內政主權向度上來進行,會涉及到互賴主權的向度,在跨國領域中來操作。
總之,由資訊和電信傳輸技術所建構而成的資訊生態,不但可以擴大全球市民社會的民主空間,而且可以使國際關係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創造了公共領域,擴大公眾參與的可能性,營造一種跨國多邊的參與情境。在這種情境中,事件或議題相對於以前很容易成為全球公共領域討論的對象,而由於前述NGO運用資訊生態能力的提升,使NGO有可能主導議題討論和解決的走向,甚至形成跨國聯合的力量,擴大公眾參與的管道,把國際關係導向擴大的(enlarged)多邊主義的方向發展,並對國家主權構成限制[11];而這些限制基本上是屬於規範性的限制,因為其涉及全球性或跨國性的由下至上的人民或市民社會力量的展現。
引自 內政(研)090-093號 內政組政策委員 李英明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0/IA-R-090-093.htm
● 佛門開宗立派的條件
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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