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之歷史脈絡

第三節 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之歷史脈絡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法以來，經歷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重大變遷；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即是在公部門與私人營利部門之外，出現了由各式各樣非營利組織所構成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這類組織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社會福利、慈善、文化、教育、醫療、環保、宗教、人權倡導、社區發展與公民意識的建構，並在公共議題的倡導方面，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因此，近幾年來，台灣政府部門體認到民間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其影響力的日益擴散，遂開始致力於相關機制的建立，以協助國內非營利組織的健全發展。目前外交部非政府組織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即在於透過資訊化、國際化、人才培訓與專業化、人力資源規劃，以及內部治理與民主化，協助與推動第三部門的健全發展，並促進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聯結。

此外，由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經驗，亦可以了解包含政府角色、經濟資源、宗教與道德觀，以及歷史等綜合因素的情境，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在台灣的經驗上更有其獨特性。其中以政治民主化，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影響程度最大。基本上，在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歷程中，實與政治發展具有密切的關聯性。例如，台灣在解嚴前後，即可觀察到民間社會力量的明顯變化。多元政治力量的興起，亦造成了解嚴後民間社會的蓬勃發展。同時，民間組織所訴求的目標，亦逐漸與民眾所關切的社會議題相結合。整體言之，台灣民間組織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民主力量的成長，傳統的政府威權體制已無法迎合時代的需要。

再者，台灣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亦反映在其公益使命的制訂上。在政治方面，由於過去人民集會結社的受到控制，人民無法獲得充分的溝通與互動，形成非營利組織無法了解其服務對象的真正需求，亦侷限了非營利組織對於整體社會公共利益的貢獻程度。在經濟方面，當個人在基本生計確保無虞後，才會開始追求超越物質的享受，追求更高層次的心靈生活，尋求自我意義的實現。因此，隨著台灣經濟的成長，非營利組織在訂定公益使命時，不僅在服務對象上有所擴大，在道德倫理上亦有所提升。是故，慈善捐贈和志工服務工作，乃漸受到台灣社會大眾的普遍重視。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台灣的民間團體組織化程度仍屬偏低，其自主性或達到自我治理的程度亦有所不足。造成此一的主因之一，與台灣公民社會發展時間較短有關。綜觀過去數十餘年來，台灣戒嚴的狀態不但剝奪了公民自由結社的權利，亦造成了社會中介組織的乏善可陳。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在1988年至2000年期間，人民團體中的社會團體，無論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在數量上都有非常驚人的成長。1988年，台灣甫解除戒嚴，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約為八百廿二個。1996年，此一數目已增加到2390個之多，幾乎成長三倍。而從1996年至2003年期間，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亦增加了三千餘個，而使總數達到了5467個之多。除了數目的增加外，此亦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日臻成熟[1]。

台灣曾是一個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國家(1950年起)，但從90年代以後到今天21世紀變成一國際援外者，台灣NGO也從本土化進入到區域化，甚至於國際化。台灣光復初期沒有所謂的NGO，可能有一些慈善單位，但當講到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時，是指跟政府沒有隸屬關係，它們不是政府的附屬單位或外圍組織。在一些不自由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越南一些半官半民的組織都不能算是真正的NGO。 NGO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自主性，自主性並不等於或只限於抗爭，雖然80年代台灣NGO 的發展具有相當的抗爭色彩，也就是具有社會運動性質，顯示其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

從光復初期至6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都沒有自主性，其靈活度也不足，當時一些基金會、協會的成立，大都純粹是有錢人做善事的型態，例如，發牛奶、米或棉被等等的小善事。換言之，台灣當時並沒有所謂具有真實非政府組織特質的組織存在。一些不屬於政府的團體組織，大多是由外國引進，例如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及一些宗教團體，因此，可稱此一階段為「移植期」。 此外有另一類移植團體，它們是「純俱樂部型式」的組織形式，像四健會、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等，應都隸屬於具「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其中的成員大多只有少數的中產階級人士和上流社會的精英分子。所以第一階段的非政府組織都是具「移植性」、「無競爭性」、與「俱樂部形式」的非政府組織。

80年代以後，「移植型」、「俱樂部型」的非政府組織，都因應時局而有所改變，此時可以說是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發展期」。今天台灣基金會中，有2/3至3/4是成立於1980年代。因為經濟起飛，人民衣食無虞，因此深切地體會到社會狀況有改善的必要，而且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政府也無法獨力解決，需要社會力量的協助。1970年前，政治力獨大，1980政府解嚴前後，社會結構與運作方式開始起了變化，社會民間團體的力量逐漸抬頭，也就是所謂的第三個支柱，亦即現在所稱之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資源來自於社會財富，貧窮國家幾乎罕見有公益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存在，除非由國外或聯合國贊助。

我國雖然位列富有國家之林，國內也不乏一些具有相當財力、人力資源的非政府組織，然而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的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
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仍有很大彈性的活動。雖說1982年台灣的消基會想加入國際消費者組織﹙IOCU﹚時，因政治因素，國際非政府組織也無法擺脫國際政治因素的干預而接受我們。但2002年初，我國第一夫人吳淑珍、2006年間我國副總統呂秀蓮，也同樣藉著國際非政府組織組織的努力，成功的作了「親善之旅」的外交出擊。今天當我們談到全球民間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時要注意，它的自主性與影響力雖然沒那麼理想化，但只要政府肯認真的面對問題，深層地思考解套之道，台灣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舞台中也非全無揮灑空間。

到了9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出現議題區隔、全球化的現象，普世的議題逐漸受台灣非政府組織界的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假如世界上有某個國家的政府危害其兒童、環保、婦女、勞工、人權，國際的非政府組織就會群起干預，台灣因『藥酒』事件造成的動物保護人士的抗議，以及中國因『法輪功』事件所引發的人權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國內多數宗教非政府組織，本身必須擁有較多資源，例如國內「921地震」一開始約有260幾個參與賑災援助活動，但到後來卻只剩30幾個服務團體留下來繼續工作，其他組織因故撤退，因此不健全的非政府組織也無法永續經營。
[1]行政院青輔會，2004，《台灣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兼論青年公共參與》，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林德昌。
論文正文p.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