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重估

若再從「世界圖像」的層次來考究，杜克斯採取了「建構實在論」（konstruktiver Realismus）的立場，認為人類是在一定的認知形式和概念範疇下，建構起對現實的認識，但這個概念的體系必定是「實在」的，因為人們是以自己的感官知覺經驗來打造概念，並持續地累積知識。 亦因此，他主張無論是將初民文化看作「非理性」，或宣稱原始人和現代人擁有著相同的「理性」，都是不正確的。 初民社會的成員相信一切事物背後都有精靈存在，是他們用來建構現實的主觀式邏輯引導他們去如此思考；至於現代社會比較少人依附於巫術，則是一般人熟悉了功能─關係式的認知邏輯，所建構起來的圖像便和遠古的祖先們不同了。 換言之，杜克斯再三說明，想要判斷什麼是「理性」，必須兼顧到認知的圖式，以及在實際操作時發生作用的「邏輯」。 （Dux 1982:145）根據杜克斯的理論，我們可以如此詮譯：巫術、宗教和科學都是特定認知形式和特定邏輯相結合的、社會性的產物，而邏輯本身無所謂對錯，全看在那個領域去應用它，原始人會產生巫術式的世界圖像、會創造出不同的宗教、也會再透過學習的機制改變思考邏輯、終至逐步發展出現代科學，這些都代表著形式理性與實質邏輯的共同作用，不必強將「理性」固定在那種狀態，或讓那個文化對「理性」享有獨佔權。
誠然，杜氏的這種說法，乃是在回應人類學與社會學長久以來對「理性」問題的爭論2，而當「理性」的定義有被相對化的傾向時，巫術、宗教和科學的某些界限也不免會愈來愈模糊。 即或如哈伯馬斯（J. Habermas）繼續堅持「啟蒙的設想」 （the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並欲賦予韋伯的「理性化」命題更朝向「普遍主義」的意涵。 （Habermas 1984:143）但在「後現代」（post-modern） 思潮的衝擊下，「理性化」概念無可避免地受到更為全面的解構，於是一方面，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的洞見，謂現代世界是一個理性化、知性化、以及解除了魔咒的時代，仍被認為是理解「現代性」之特徵的妥當切入點，（Cascardi 1995; Lash/Whimster 1987; Sayer 1991 ） 不過「理性」所具有的權力本質和壓迫效果亦被揭露出來，這尤其在韋伯與傅柯 （M. Foucault） 的相比較中，已成為論述和詮釋的一個重點。 （Dean 1994; Owen 1997） 處於這一片類似「價值重估」的氛圍中，另一個宗教社會學的命題──「世俗化」──更是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 「內憂」來自對世俗化概念本身的檢討；「外患」卻是源於經驗現象的反證，亦即整體而言，宗教的活力不只沒有隨現代化的進程萎縮、凋謝，反倒有許多新興的宗教團體和運動在世界各地崛起，聲勢愈益浩大，以致「世俗化」命題遭遇了解釋這類現象上的困難，我們下面便來探討這兩個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