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近年來西方的學者開始反省這種情況,如杜瑞樂 (J. Thoraval)指出,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信仰態度有著嚴重的誤解,這和西方人「知道」多少無關,而是與「心智結構」和概念範疇的表述方式有關。 譬如中國民眾一般不以信仰團體來區別身份,只有「專業人員」才有清楚的歸屬,而民間信仰更構成一組「整體性的社群內容」,包含著各種非排他性的儀式與祭祀活動 (如祭祖),這使得「宗教」與「非宗教」的畛域無從劃分。杜氏甚至認為,正因為中國民間的宗教實踐對西方觀察者好似一種「無名狀態」(anonymity),此時將「儒家」視作與基督教地位相當的規範體系,並賦予宗教意涵,反倒容易被西方的主流社會接受。 (Thoraval 1995) 杜瑞樂的論述,和上文對「世界圖像」所作的分析有著呼應的關係,從杜克斯到盧曼,我們發覺到西方宗教社會學的觀點,似乎逐漸脫離早期的僵固性,無論是杜克斯主張巫術與宗教都是源自相同的「世界圖像之邏輯」,或盧曼對宗教功能的新解,在在舒緩了巫術與宗教間的對立。 當然,我們不必宣稱這兩者的界限就此消失,因為它們畢竟有歷史上長遠累積下來的制度性「分工」,但或許兩者間真正「勢不兩立」的時期,不過就是韋伯所形容、由基督新教主導之「解除魔咒」的高峰期,過了那個階段,雙方寧願處於和平競爭狀態,甚至於還可以相互合作,共同侵蝕「科學」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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