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2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興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用起源於日本經濟界的概念－「全球地方化」來表示（參閱Robertson 1998: 197-203）。對於跨國集團而言，如果只注意到全球化，而忽略了地方化，就可能商場失利。例如福特及通用兩大汽車集團，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及出於對東亞新興競爭者的懼怕，兩者均對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做了全球化的工作分配，各分公司的自主性因此減弱，成為集團世界版圖之下的組織組件。福特和通用且著手發展「世界車」（能賣到世界各地的車種），並以東亞新興競爭者為主要假想敵。歐洲子公司分配到的任務是發展中、小型汽車，美國分公司則負責發展中、高級車。然而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車主是較注重品質和品味的，對兩大集團歐洲子公司的新車種接受度低。結果1997年間，兩大集團在歐洲的形象和市場佔有率均大幅下降，逐漸被歸為與東亞汽車同一等級。而來自西歐的所謂世界車，在世界其它地方的銷售也不是很理想（manager magazin 1998（5）: 54-65）。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發生，所以並非像世界體系理論設想的那樣，全球市場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半邊陲─邊陲的分工架構，而是全球化同時有「中心化」和「解中心化」兩種作用，前者指資本、權力、資訊的集中過程，後者指地方、社區分享原中心區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強（Beck 1999: 69）。不過，全球化也可能瓦解某些現有的地方或社區脈絡。全球化產生了跨國和跨洲的「社群」，這些社群建立起了新的社會相關性，使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生活，這是全球化的「結合」作用。然而此種跨國結合，也「分解」了某些傳統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全球化不但威脅著國家的資訊和財稅主權，它那種使天涯若比鄰的力量，也可能使直接的鄰居關係凋零，因為「遠方的鄰居」越來越重要（參閱Beck 1999: 68-69），特別是網路所支持的跨國聯繫，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然而社區的傳統層面固然受到衝擊，卻可能獲得新的需求與力量。不僅僅是因為全球地方化現象能使社區從更大的範圍獲取資源，也因為國家功能的減低，使得地方、社區，或者總括地說－公民社會的各種團體，必須承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也就是說，全球化引起的諸多問題及民族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須向國家層次以上（跨國（民主）政治）[11]及國家層次以下（基層民主、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團體）發展[12]。或者可以這麼說，當民族國家還興盛時，公民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國家式微後，公民社會一方面向下分解於各種小社團中，一方面向上跨國地形成跨國公民社會（各種跨國非政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