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1

衝擊民族國家架構的，不只是各種跨國的勢力，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也挑戰著國家的權威。事實上，（再）地方化與全球化是當今同時發生的兩股趨勢。尤其是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可以使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再「偏遠」，使地方得以（越過國家）直接與全球（某個地方）相聯。地方受著全球的影響，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這就是Roland Robertson所說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Robertson 1998: 203；參閱Albrow 1998b: 308）。大眾傳播媒體、全球行銷體系，使地方文化、地方產品有可能風行全球。再從前述想像力的重要性而言，跨國文化工業為了不斷推出「新穎」的產品，必須從地方發掘舊的素材，包裝成全球性的新商品（比如狄斯奈的「花木蘭」卡通電影）。這不能簡單地用「文化帝國主義對地方文化的剝削」來形容；事實上，當地方可與全球直接相通後，文化帝國主義就必須面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9]。而全球化也使各種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間遭遇頻繁。

　　當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客觀條件，例如前述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以及普遍的富裕（雖然仍有相對的貧窮）、教育程度的提高，卻使地方、社區的實力增加。例如網路、有線電視，不但是一種大眾傳播媒體，能讓世界走進家庭；也是一種小眾傳播媒體，使地方、社區的內在聯繫緊密起來。

　　這種地方和全球的直接聯繫，並非全新的現象，中古世紀也有類似的情形。當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之前，歐洲存在著兩種架構，其一是天主教會的普世架構，其二是封建領主的地方架構，界於普世與地方間的國家架構則尚未興起。如同今日的全球－地方關係，中古歐洲的普世和地方兩種架構間是有直接聯繫的[10]，因為不只是總主教，連主教都要由梵諦岡直接任命，主教又能與聞地方事務。所以，許多歐洲民族國家成形時，都免不了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例如普魯士於1871年統一德國後，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主教的勢力（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