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2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興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用起源於日本經濟界的概念－「全球地方化」來表示（參閱Robertson 1998: 197-203）。對於跨國集團而言，如果只注意到全球化，而忽略了地方化，就可能商場失利。例如福特及通用兩大汽車集團，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及出於對東亞新興競爭者的懼怕，兩者均對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做了全球化的工作分配，各分公司的自主性因此減弱，成為集團世界版圖之下的組織組件。福特和通用且著手發展「世界車」（能賣到世界各地的車種），並以東亞新興競爭者為主要假想敵。歐洲子公司分配到的任務是發展中、小型汽車，美國分公司則負責發展中、高級車。然而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車主是較注重品質和品味的，對兩大集團歐洲子公司的新車種接受度低。結果1997年間，兩大集團在歐洲的形象和市場佔有率均大幅下降，逐漸被歸為與東亞汽車同一等級。而來自西歐的所謂世界車，在世界其它地方的銷售也不是很理想（manager magazin 1998（5）: 54-65）。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發生，所以並非像世界體系理論設想的那樣，全球市場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半邊陲─邊陲的分工架構，而是全球化同時有「中心化」和「解中心化」兩種作用，前者指資本、權力、資訊的集中過程，後者指地方、社區分享原中心區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強（Beck 1999: 69）。不過，全球化也可能瓦解某些現有的地方或社區脈絡。全球化產生了跨國和跨洲的「社群」，這些社群建立起了新的社會相關性，使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生活，這是全球化的「結合」作用。然而此種跨國結合，也「分解」了某些傳統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全球化不但威脅著國家的資訊和財稅主權，它那種使天涯若比鄰的力量，也可能使直接的鄰居關係凋零，因為「遠方的鄰居」越來越重要（參閱Beck 1999: 68-69），特別是網路所支持的跨國聯繫，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然而社區的傳統層面固然受到衝擊，卻可能獲得新的需求與力量。不僅僅是因為全球地方化現象能使社區從更大的範圍獲取資源，也因為國家功能的減低，使得地方、社區，或者總括地說－公民社會的各種團體，必須承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也就是說，全球化引起的諸多問題及民族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須向國家層次以上（跨國（民主）政治）[11]及國家層次以下（基層民主、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團體）發展[12]。或者可以這麼說，當民族國家還興盛時，公民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國家式微後，公民社會一方面向下分解於各種小社團中，一方面向上跨國地形成跨國公民社會（各種跨國非政府組織）

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1

衝擊民族國家架構的，不只是各種跨國的勢力，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也挑戰著國家的權威。事實上，（再）地方化與全球化是當今同時發生的兩股趨勢。尤其是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可以使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再「偏遠」，使地方得以（越過國家）直接與全球（某個地方）相聯。地方受著全球的影響，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這就是Roland Robertson所說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Robertson 1998: 203；參閱Albrow 1998b: 308）。大眾傳播媒體、全球行銷體系，使地方文化、地方產品有可能風行全球。再從前述想像力的重要性而言，跨國文化工業為了不斷推出「新穎」的產品，必須從地方發掘舊的素材，包裝成全球性的新商品（比如狄斯奈的「花木蘭」卡通電影）。這不能簡單地用「文化帝國主義對地方文化的剝削」來形容；事實上，當地方可與全球直接相通後，文化帝國主義就必須面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9]。而全球化也使各種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間遭遇頻繁。

　　當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客觀條件，例如前述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以及普遍的富裕（雖然仍有相對的貧窮）、教育程度的提高，卻使地方、社區的實力增加。例如網路、有線電視，不但是一種大眾傳播媒體，能讓世界走進家庭；也是一種小眾傳播媒體，使地方、社區的內在聯繫緊密起來。

　　這種地方和全球的直接聯繫，並非全新的現象，中古世紀也有類似的情形。當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之前，歐洲存在著兩種架構，其一是天主教會的普世架構，其二是封建領主的地方架構，界於普世與地方間的國家架構則尚未興起。如同今日的全球－地方關係，中古歐洲的普世和地方兩種架構間是有直接聯繫的[10]，因為不只是總主教，連主教都要由梵諦岡直接任命，主教又能與聞地方事務。所以，許多歐洲民族國家成形時，都免不了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例如普魯士於1871年統一德國後，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主教的勢力（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194）。

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的式微

　　何謂全球化？借用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說法，全球化是「距離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Beck 1999: 30）。貝克的說法實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全球化的定義相呼應。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指涉的是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轉變，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Fernwirkung），而全球通訊與大眾交通系統強化了這種「對遠方的效應」（Giddens 1999: 23）。不論是「距離的消失」或「對遠方的效應」，都意味著「疆界毀壞」；民族國家、文化的界線，越來越無法限制人員、資訊、資金的流動。關於「疆界毀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強調的是全球市場的形成，但「距離的消失」、「疆界毀壞」實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個層面。
　　全球化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當然，這是一個很難界定起點的過程，但如從「疆界毀壞」的含義看，全球化應屬於一個晚近的現象。尤其當世界仍分成東、西兩大陣營時，是無法說世界是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疆界毀壞」涉及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或者說民族國家越來越難在種族的純粹性上，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固守其疆界。這是晚近全球化現象與「世界體系」概念的主要差別，因為在世界體系理論的分析架構中，民族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詳第五節）。
　　甚麼是民族國家呢？依筆者的看法，民族國家最大的特色在於：國家既是最高的權力架構，又是最高的認同單位（所謂的民族或國家認同）。兩種性質集於一身，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較新的現象。此外，民族國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現代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形成的。（換句話說，尚未有跨國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逐漸主宰了世界舞台，然而全球化使民族國家遭遇了對手，這些使民族國家開始沒落的力量包括各種跨國組織、地方（甚至社區）的再興起以及跨國社會。當然，民族國家的架構式微但並未消失，以民族國家為互動主體的國際架構亦依然存在，但是當上述新興力量躍升於世界舞台後，「多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出現了，民族國家必須與各種跨國力量競爭或合作。
　　尤其甚者，當經濟、文化事件，甚至於對生態的破壞，都已跨國地進行，民族國家對這些跨國事件，不但無能規範，還必須承擔其負面後果（例如日益增加的失業與貧窮），日顯疲態也就不足為怪了。關於藉各種形式的跨國力量所形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的分析，我們放在三－（一）進行。以下我們先探討全球化與地方化同時發生的現象－所謂的「全球地方化」對民族國家的衝擊。

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摘　要

全球化以及地方與全球的直接聯繫可能，造成民族國家的疆界毀壞。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地方（社區）的再興起，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也使認同複雜化。然而民族國家功能的衰退，並不等於民族主義的終結；認同的複雜化，也未曾使民族屬性不再能作為認同的符碼。跨國社會空間固然瓦解了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聯繫，但除了「功能性的跨國社會」及「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全球化時代中的「跨國民族社會」也正方興未艾，顯示出民族主義強大的跨國凝聚力量。當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的「世界體系」架構逐漸失去適用性時，某些跨國企業也已獲得了真實的跨國性，但主觀上，這些企業仍無法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全球化也帶來了關於普世價值觀（「普世人權」）的爭論，北約為解決科索夫問題而攻擊南斯拉夫，即以「人權高於主權」為藉口。然而經過深入的分析，我們便能瞭解，北約攻擊行動的背後主要是美國的帝國主義企圖和歐洲的文明衝突；「普世人權」依然是一個難以在理性對話中建立起來的概念。

關鍵字：全球化、全球地方化、跨國社會空間、民族主義、跨國企業、普世人權


Gloc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global connection cause the declining of borders of nation-states. The ri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eakens the power of nation-states and makes the identity formation more complex. But the declining of functions of nation-states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nationalism. National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by the identity formation. Though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release the solid connection between an ethnic group and a state’s territory, the rising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eties indicates that ethnic identity or nationalism can also be evolved transnationally. Som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gotten a real “transnationality”. But subjectively such a transnational company is still regarded as a company, which belongs to a nation. Globalization causes also debates about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 The NATO for example wanted to legitimate their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with the belie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ut our analysis will indicate, the real reasons of NATO’s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include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a consensus about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本文原載《思與言》38-1（2000年3月）：pp. 147-184。
http://140.114.40.209/faculty/trshen/global/comments/1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