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倫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由於沒有在理論上科學地回答管理與倫理結合的“何以可能”問題，因此，無論是管理與倫理的結合被視為管理組織通過與社會建立契約而獲得合法性，抑或是從現代社會與經濟活動具有內在聯繫的“社會整合論”觀點來尋求管理倫理的內在依據，認為管理活動不僅具有建立於利潤最大化之上的內部邏輯，而且屬於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都主要是從經濟模式推導出管理倫理，而不是從管理活動的內在要求來探討問題。 而管理與倫理結合的理論前提——管理與倫理結合的“何以可能”問題，是研究管理倫理必須解決的一個基礎性理論問題。 因此，科學地回答管理與倫理結合的“何以可能”問題，對於深入研究管理倫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意義要探究管理倫理問題，論證管理倫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在思想方法上需要破除一個障礙，那就是“理論—應用”的思維模式和方法模式。 倫理與管理的結合，並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1+1=2"的機械湊合，更不是把現行佔統治地位或主流的倫理學理論看作是一種“既成的”、先於管理活動的存在，一種具有普遍性、絕對性的原則應用於管理活動和管理系統領域的結果。 美國經濟學家格貝爾就經濟倫理的研究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倫理學模式：一種即所謂的應用模式，“這種應用模式所帶來的危險首先在於論證是外加的並有悖於經濟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說，一種‘對經濟毫無所知的倫理主義’會對經濟提出無法滿足的要求”；另一種模式是所謂的“平等—協作”模式，即從兩門科學價值相等出發，認為經濟學和倫理學作為兩門相互獨立的學科並非互不相關，也不是一個支配另一個的關係，而是一定意義上的相互依存，以解決經濟學領域中單靠經濟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裡不需要存在一種原先無價值的經濟範疇，然後讓倫理學經過外部修正而將經濟理性納入經濟領域，而是從經濟本身的結構和內涵上直接推導出經濟倫理學”（注：格貝爾：《經濟倫理學》，《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3年第6期。）。 格貝爾的分析也完全可以應用到管理倫理問題的研究中。 它提醒我們，研究管理倫理問題不能忽視管理本身的結構與內涵。 管理與倫理之所以能夠結合，關鍵不在於倫理學能夠為管理學提供什麼，或者相反，而是由於“管理”與“倫理”具有可通約性——管理本身內在地具有倫理性質。 也就是說，管理與倫理之所以能夠結合，在於管理本身俱有道德性。 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交織著管理問題，人類的實踐活動一方面遵循客觀規律，按照客體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種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種實踐活動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驅使下亦即價值判斷的驅使下把主體尺度運用於對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屬人世界轉變。 一部人類文明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人類的管理史，即人類從“最初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到“專屬人的勞動”，不斷擺脫單純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4頁。），不斷實現自身價值和追求“應然”狀態，從必然走向自由的歷史。 正是人類管理活動的實踐本質屬性決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決定著管理是人類的一種對客觀規律與主觀價值的整合活動。 遵循客觀規律是管理得以運作的科學基礎，而體現人的價值追求則是管理的主體尺度的內在要求。 同時，管理活動本身也可以作為一種倫理演化現象來研究，考察分析管理活動在其運作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或本身所蘊涵的倫理性質和倫理特性在這一層面，管理的道德性表現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內在道德兩個方面（下文另論）。 管理倫理就是管理的內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這樣兩個方面雙向互動的有機統一。
揭示管理倫理是管理的內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這樣兩個方面雙向互動的有機統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它確立了管理與倫理結合“何以可能”的理論前提。 管理的道德性可以從根本上確立管理與倫理是相互體現的內在統一原則，兩者俱有內在同質性和相容性，這就決定了倫理與管理的結合併不是外在的強加，而是作為管理的內在要素而起作用的。 當然，管理與倫理的同質性並不排斥兩者的相異性，兩者各有特點，不可相互代替。 其次，為實現倫理在管理活動中的支撐作用找到了客觀根據。 既然管理在其運作過程中本身就具有倫理性質和倫理特徵，我們就可以有意識地培植和規範與這些倫理性質、倫理特徵相對應的管理倫理觀，以發揮倫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管理與倫理迷失了方向

然而，管理倫理的研究也存在明顯不足，即沒有從根本上回答管理與倫理結合的“何以可能”問題。 一般而言，管理倫理的研究面臨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管理與倫理的結合“何以必要”。 它要說明的是管理與倫理之所
以結合的事實描述和事實依據；第二個層面是管理與倫理結合的“何以可能”問題。 管理與倫理的“何以結合”所提供的事實描述和事實依據，並不能說明管理與倫理之所以結合的內在依據和深層學理。 倫理學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從“事實”無法推導出“價值”，從“是什麼”無法推導出“應如何”，即“應該”與“是”具有“不可通約性”（注：休謨：《人性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509-510頁。）。 姑且不論“應該”與“是”之間能否通約，但對倫理學家的一般要求是：“不僅應該說明人們怎樣去行動，而且應該說明他們應該怎樣去行動”（注：萬俊人：《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29頁。）。 管理不僅是一個事實判斷，同時也具有豐富的價值內涵。 揭示管理的“價值判斷”性質以及管理的“應該”指向，是管理倫理的應有之義；第三個層面是管理和倫理“如何結合”。 這是一種對管理和倫理結合所作的實證式研究，強調管理倫理的技術性或工具性（注：對管理倫理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學和倫理學，對兩者的不同偏好決定了對管理倫理研究的兩種致思方向：其一是在管理中關注倫理，這是一種“管理的倫理論”，是目前國內外管理倫理研究中的主要致思方向。這種研究取向多為管理倫理提供“一種察看現象的系統化觀點，一組彼此關聯的構念或概念、定義及命題的集合”，因而目前有關管理倫理的論述多是管理學的體系，倫理學的範疇和命題；其二是從倫理的視角關注管理，這是一種“倫理的管理論”，這種研究取向期望倫理學能為管理提供目標、方向和方法，期望把倫理精神轉化為一種管理理念和管理規範，在管琨理論、管理實踐、管理行為中體現人性之律與倫理要求。與此相聯繫，倫理知識、方法和手段被作為一種重要的管理方式而運用。這兩種致思方向都沒有超脫“管理”與“倫理”結合的工具性研究層面。），其實質是“意指一種察看方式，一種關於世界的見解，一種將我們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加以統整的工具”（注：WilliamFoster,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68,p.12.）。 以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管理倫理的技術性或工具性描述，即對管理與倫理“如何結合”的研究，而對管理與倫理“為何結合”以及結合的“何以可能”，缺乏應有的關注，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所說：“我們唯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在解決‘如何’一類的問題方面相當成功”，“但與此同時，我們對‘為什麼’這種具有意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塗起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誰也不明白什麼是值得做的。我們的發展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來啟示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頁。）

管理與倫理結合的基礎-2

其四，通過對管理與倫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給管理思想帶來了深刻變革。 勞倫斯•米勒認為，有八種基本價值觀能為具有競爭力的新企業文化打下基礎，這八種基本價值觀是目標原則、共識原則、一體原則、卓越原則、成效原則、實證原則、親密原則、正直原則（注：勞倫斯•米勒：《美國企業精神——未來企業經營的八大原則》，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第6-9頁。）；肯尼斯•布蘭查德認為目的( Purpose)、自豪(Pride)、耐心(Patience)、專一(Persistence)、洞察力(Perspective)是管理的“道德力量5Ps”，也是個人成功的要素（注：喬•L.皮爾斯、約翰•W .紐斯特朗：《管理寶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3-195頁。）。 從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與倫理結合的管理方式，如從追求利潤最大化到通過合乎法律和倫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能增進社會福利的產品和服務；從以所有者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關者；從手段人到目的人；從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並重；從注重目標、戰略、結構、制度到強調企業價值觀；從他律到自律；從對立到兼得；從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養等（注：周祖城：《管理與倫理結合：管理思想的深刻變革》，載《南開學報》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其五，非常注重管理倫理的可操作性，把倫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 主要表現在：(1)制定企業倫理守則。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雜誌排名前500家的企業中90%以上有成文的倫理守則，用來規範員工的行為（注：JohnH.Jackson,BusinessandSocietyToday.Pacific Grove:WestPublishing
Co.1997,p.126.）；(2)設置專門機構。 美國約有五分之三，歐洲約有一半的大企業設有專門的企業倫理機構，負責企業有關的倫理工作（注：TheUncommonGood,TheEconomist.August19th,1995,p.57.）； (3)設置倫理主管。 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前1000家企業中，20%聘有倫理主管，主要任務是訓練員工遵守正確的行為準則，並處理員工對可能發生的不正當經營行為提出的質疑（注：一泓： 《倫理主管——美國企業管理新趨勢》，載《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倫理培訓。 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30%
至40%的美國企業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倫理培訓（注：LABerger,TrainAllEmployeestoSolveEthicalDilemmas.Life-Healthl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

管理與倫理結合的基礎-1

一、管理倫理的研究進展與問題的提出國內外理論界真正關注管理與倫理之間的聯繫，並將管理的倫理問題在“管理倫理”的名稱下加以專門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管理倫理問題最初圍繞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廣泛研究，“利潤先於倫理”還是“倫理先於利潤”，企業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研究的中心問題。 隨著研究的發展，進而擴展到企業同有關的環境、社會，包括經濟制度和政府經濟政策方面的倫理問題研究。 通過20多年的發展，管理倫理的研究進展大致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普遍意識到管理倫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義，注意管理的價值轉向和意義的尋求。 由於現代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管理早已超越企業範圍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因此現代管理不應停留在傳統的組織技術方面，而應著重研究反映現代人性的人文價值，批判傳統管理學中的實證主義哲學觀，建構組織系統的價值模式和考察現代人的行為價值邏輯，管理應力圖“尋求使管理獲得一種價值行動的意義”，以使現代管理規範化（注：這裡的“規範”一詞，不是指傳統管理所規定的團體或組織的規章制度，而是指管理組織所應遵循的社會倫理規範。在西方學術界，“規範”一詞是與“實證”相對應的概念。 “規範化”同“倫理化”的意義相近。）、倫理化和哲學化；貝爾認為，管理學家努力追求的東西，“既是一種‘人性’，一種‘道德哲學’，一種‘精神科學’，又是一種‘嚴謹的科學’”（注：丹尼爾•貝爾：《經濟理論的危機》，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頁。）。
其二，研究的主要問題基本上分屬於三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主要探討企業中單個人之間，即雇主和僱員、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資者、供應商和消費者這些單個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問題；二是中觀層面，主要研究各種管理組織之間，即各種經濟性組織如公司、廠家、貿易聯盟、消費者組織、行業學會、工會等組織之間的倫理關係問題；三是宏觀層面，主要研究社會或製度層次包括經濟制度和經濟條件的形態如經濟秩序、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社會政策、國際商務活動以及國際商務關係等方面的倫理問題和倫理責任。 在這三個層面上，單個的人和管理組織都被認為是道德行為者，被假定有或多或少的決策自由度，這種自由中自然包含相應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其中尤其強調組織行為的倫理指向和倫理影響所具有的意義。
其三，在研究具體管理行為的倫理問題時，不同區域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認識。 一般而言，美國人更接近於強調決策和行為的自由以及相應的責任，而有一種忽視限制的傾向；德國人十分注重對管理倫理基本問題的探討，如公司倫理的合理概念、公司戰略的倫理取向、企業倫理可靠的哲學基礎等；日本人則十分注重企業行為倫理的民族性和實用性，把符合日本傳統的倫理價值觀念如忠誠、仁義等融進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中，使企業內部員工之間以及企業與外部之間形成較為融洽的關係。

管理與倫理結合的基礎

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管理與倫理結合的趨勢日趨明顯，管理學家幾乎把倫理提到了關係企業或組織生存與發展的至高地位：“企業通過競爭煥發活力，依靠倫理而得以生存”； “優秀企業的秘訣在於懂得人的價值觀和倫理，懂得如何把它們融合到公司戰略中”；管理追求卓越的“基本倫理是對人的尊重。”等等，這種管理觀越來越成為管理界的共識。管理倫理是管理學和倫理學交叉研究的一個嶄新課題。 有人甚至指出，如果說泰羅的科學管理、梅約的行為科學是管理科學發展史上的兩個里程碑，那麼，管理倫理學就是管理科學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 面對當今社會的歷史巨變，面對21世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管理倫理既顯示了倫理學亙古常新的生命活力，又預示著當代管理科學發展的新動向。 科學揭示管理和倫理之間的關係及管理倫理的本質，對於完善人類的科學管理之道，充分發揮“管理也是生產力”的功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引自None學術論文(含上下文)

倫理的相關理論

倫理的相關理論
探討全面倫理管理，有必要瞭解倫理學的相關理論，俾做為形而上的哲思，進而發展形而下的方法技術，並驗證於教育現場實務，建構出經世致用的普遍原理原則，據此，以下分別探討倫理的意義及倫理學的理論基礎，以引導後續研究的途徑。
倫理的意義：
許慎《說文》：「倫，輩也」，蓋人與人接，倫理始生，「理，治玉也」，引申之，則為區分之義。倫理者，猶言人人當守其為人之規則，而各遵守其秩序耳（劉師培，1997）；三民書局大辭典（1985）認為倫理是人類道德的原理，是人際關係中所共同遵守的規範；歐陽教（1986）認為倫理是規範人倫兼身份關係及其應盡責任；賈馥茗（2004）認為倫理是道德的一部分，是指某個階段，特定的組成或文化中，經過承認的作為法則；西方〝ethics〞源自於希臘文的〝ethos〞，本意是指本質、人格，與風俗、習慣的意思相聯繫，其包含社會的一切規範、慣例、典章與制度（王臣瑞，1995）；Messick與Bazerman（1996）認為倫理的基本原則即是以「尊重」對待他人。
融合上述東西方觀點，倫理是一種規範人群關係的準則，是人類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其引導並建立人與人之間互動時所依循的關係，此種關係具有維繫人倫和諧的良好規範，也是安定國家社會家庭的系統。然而，倫理的標準會因各地風情習慣而稍有差異，並不是放諸四海皆相同，尊重他人則是東西方千古不變的倫理法則。
倫理學的理論基礎
理論指引行動策略的方向，認識論觀點則影響對現象本質的看法，反映出多元真實的可能，更是決定方法論的走向；教育研究領域中倫理學的哲學概念主要以效益論、義務論、德行論、關懷倫理及批判倫理為基礎，茲分別簡述於下：
（一）效益論（utilitarianism）
效益論是以行為產生的整體結果決定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林火旺，2001），換言之，就是主張行為的對或錯完全決定於這個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或目的。效益論不承認道德義務或道德行為本身的正當性，最大的效益有可能是違反正義原則的，因此，使用效益論做為決策依據時，應考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並將可能的負面影響減到最小程度。快樂主義（hedonism），與功利主義（ulititarianism）皆屬於效益論。
（二）義務論（deontology）
義務論主張道德行為的對錯或義務之標準，完全在於該行為規則本身之正當性或義務性（蕭武桐，1995）。一個行為的對或錯，不是完全決定在行為的結果或目的，而是取決於行為本身所存有的意義，同時亦須考量行為者的動機與意願（孫效智，1995）。哲學家kant是義務論的代表人物。
（三）德行論（Virtue）
德行論強調道德人格的優位性，重視人的性格特點、氣質，而非行為的規則，因此它關注的是「行為者」（agent），而不是「行為」的本身，其重點在於「我應該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而不是「我們應該做什麼」（林火旺，2001）。德行必須透過實踐才能彰顯價值與意義，而實踐必須具備正義、勇氣與誠實等三種德行，藉此養成良好道德習慣，成為個性中的一部分（沈清松，1996）。Aristotlea是德行論的代表人物，其理論體系來自於尼各馬克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
（四）關懷理論（caring ethics）
關懷理論所關心的議題是人與人如何接觸以及如何相互對待（郭玉霞，2001），其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批評傳統倫理學強調理性，貶低情感，剝奪人性的觀點。以美國學者Gilligan和Noddings為主要代表人物。
（五）批判倫理（critique ethics）
批判倫理學強調所有事件都不是中性的，如何使得這些社會事件，更能回應所有人與社會的權利，使那些受到社會事件影響的人，都有表達意見、評估事件結果及其對自身影響的機會；在面對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時，社會大眾應依理性的方式加以批判，讓利益與影響力能被合法化安排。（蔡進雄，2004）女性主義與批判主義是批判倫理的代表。
上述五種理論基礎是倫理學的重要內涵，也是推動全面倫理管理的依據，而其並非截然劃分，可視組織結構特質、組織文化、工作取向或應用層面等因素，融會貫通權變採用；一般而言，效益論講求目的與結果，以目標為手段，重視目標導向；義務論考量動機與正當性，相信人性本善，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德行論強調實踐的作為，並能內化為人格的特質，進而展現在生活習慣上；關懷倫理重視建立人際關係的發展，不僅關懷自己也要關懷別人，強調關係的導向；批判理論則是針對不合理的現況施予以批判與深刻反省，以謀求正當性與合法性。
引自鼓岩國小 江滿堂校長

聯合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關係

早在聯合國成立初，聯合國就已經意識到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於聯合國工作的重要性。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1條的規定，聯合國賦予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al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同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正式關係的權限，而聯合國體系內其他的機構或計畫，也陸續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類似的關係。藉由這些途徑，國際非政府組織不但能與聯合國展開合作，也可藉此影響聯合國與各國政府的決策，進而提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中的能見度。到目前為止，聯合國體系已與上千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正式的關係，可見得聯合國對於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重視。
雖然傳統的政治、安全、軍事與外交等因素在國際政治中沒有、也不可能消失，但在國際情勢變化快速的情形下，其影響力逐漸的降低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國際互賴的提高、科技的進步、全球化的影響與全球治理概念興起等等因素，更使得國際社會的聯繫更為頻繁，也加速了國家邊界作用的下降與非國家成員對外交往能力的提升。

非政府組織之角色-人權與人道救援之觀點

在全球化趨勢下，國家追求現代化的狀態，全球化具有一種「跨越國界」的意思，無論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各領域中，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再是傳統的封閉疆界之概念所能涵蓋；資訊化所帶來世界一體的現象，意謂著新的世界秩序正逐步相對化傳統民族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各式各樣跨國（transnational）議題出現，國家主權觀的改變，國家不再是單一行為者，跨國組織和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之聯繫與合作，提供了公民社會之基礎與新思維。並在人權概念提昇之下，國際社會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激盪中，相互依賴已成為國際社會中普遍盛行的現象，為國家和非國家成員之間的互惠效應；在人權與國際人道救援議題上，議題超越國家主權階級問題，展現出多元溝通管道的實質意涵。台灣在人權議題上起步較晚，各界致力推動台灣全民一致人權共識與散佈公民主張，而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中更進一步刺激國際網絡體系，以公民社會參與力量的返饋與擴溢效應（feedback and spill-over effects），共同促進全球朝民主、和平與自由的永續方向發展。在國內，昔日黨政軍領導政權不斷演進改革下，民主價值在台灣開花結果，並且人權議題抬頭，成為政府部門極力推動人權教育及改革政策，民間人權團體與非政府組織陸續崛起，層面包含幼童、婦女、勞工、政治犯、死刑犯等人權議題；其即為非政府組織透過「非官方」、「非正式」、「跨國」、「多邊」之策略，為人權普世價值之實際運作，注入更多實證的寶貴經驗。
國際現勢下，不論是國家所帶來的人類安全議題，我們必須意識到，人類的全體福祉遠超過於國家個別的單獨利益，國家的衝突往往始於個人之間的歧見或認知錯誤，解決衝突之有效方法即是從個人層次著手。非政府組織在去官方化、去中心化的色彩之下，深入衝突地區提供人道救援協助，進行長期救援工作，由於他們對國際合作與和平的貢獻也得到不少殊榮。非政府組織可以做到政府性組織所做不到的事情，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與和平。由於非政府組織在每個價值領域都產生絕大影響與決策能力，尤其是在國際人道救援之中，其提供公共衛生、教育安養等部分，今日都以漸由非政府組織來擔當，免除國家涉入一國內政之困擾與排外之情緒，比起擁有絕大資源的國家與聯合國，更能提供發展與救援的服務。

非政府間組織角色探討

由於全球生態體系的共享以及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必須要相當的資金、專家、技術，國家發現他們無法憑藉一己之力處理問題，因此在面臨全球環境威脅所帶來的壓力下，國家必須尋求國際合作以解決共同的問題。國際環境建制提供了國家進行合作的空間。雖然持續的發展突破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限制，但事實上提卻是仍無法屏除在多邊體制內尋求國家利益以及國內政治因素對國家參與國際環境建制時所造成的影響。因此非政府組織有了發揮的舞台，他們藉著提供專家、技術；扮演監督者檢視國家履行承諾的進度與狀況；對國家政府代表進行遊說；提升知識基礎等等方式，來促使更有效率的國際環境建制形成與運作。
綜觀三次聯合國環境會議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非政府組織具備多元化的角色。從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由於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的規定，非政府組織自會議的籌備過程中開始擔任的諮詢以及資訊得提供者的角色；隨後的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以及2002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中，非政府組織不但在籌備過程中發表報告，提供決策過程所需要的知識與資訊，在官方正式會議進行時，非政府組織也同時舉辦研討會等活動，藉以隨時監督會議的進行。某些國家的代表團中也會邀請非政府組織擔任成員，協助進行決策。除此之外，自1972年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的會議文件中，便特別提出，非政府間組織具有教育大眾與宣揚理念的功能。總括來說，在三次的聯合國環境會議中，非政府組織扮演起了教育者、資訊提供者、國家代表以及監督者的角色。

政府再造過程中，第三部門的角色與作為為何?

一、近年來非營利、非政府組織（NPO／NGO）已發展成可以和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門，台灣民主化之後，這些第三部門組織亦扮演促進社會多元化與穩定的關鍵力量，以及倡導社會改革的先驅，其所匯聚的人力、物力和組織資源及所創造的經濟力、社會力均不容忽視，尤其在九二一震災中，民間組織釋放力量，迅速協助災民重建，足以展現第三部門之靈活、機動的特性與效率。
二、在全球公民社會中，許多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例如環保、人權、婦女、青年、多元文化及弱勢族群等等，已經不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區域單純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透過全球公民社會組織來處理這些具有全球化特性的議題，應該是一個最恰當的方式。除此之外，全球公民社會組織更重要的任務，對外針對第三部門向大眾作政策遊說及觀念宣導；對內應就第三部門中的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作組織能力建構及人力資源發展，以期這些團體在全球公民社會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三、政府改造是提昇國家競爭力的一項必要作為，而活化第三部門亦為建立公民社會、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青輔會特別研訂「活化學習性志願團體組織」執行計畫，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即是希望透過強化第三部門專業培力、鼓勵青年參與第三部門社會公益及加強推動青年暨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接軌等措施，以提昇第三部門的人力資源與服務品質，協助整體公民社會的發展。政府投入第三部門的支持經費雖少，但可激發民間團體更多的活力與資源投入，對社會的整體發展甚具效益。
http://www.nyc.gov.tw/chinese/03_qa/detail.php?ID=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