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志工組織結構的轉型與衝擊

五、慈濟志工組織結構的轉型與衝擊
慈濟在1981年成立「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籌建委員會」之際，也即是坊間所謂的「財團」開始進入慈濟核心，由此，慈濟已得到眾多企業機構或企業家個人支持、贊助。社會掀起一股慈濟熱潮，他們不但捐款、募款，出錢出力，甚而投入慈濟委員、慈誠〈慈濟志工〉行列，提供不少管理上的改革建議，醞釀世代替換情勢。慈濟醫院開幕前，證嚴法師為感恩捐款滿百萬元台幣贊助建院的大德們出錢成就慈濟志業，特地頒發「慈濟榮譽董事」〈簡稱榮董〉聘書；該年八月在靜思精舍成立榮董聯誼會，滿足他們雙重身份〈企業家和慈善家〉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利益。此舉，慈濟雖無似契約交換條件，只在人性上預留他們的揮灑空間，即便是一種打開善門引導眾生進入佛門的權巧方便，然已開始有了金錢權力運作的氛圍；相對的，也是慈濟運用企業經營管理行銷策略奏效的重要一章。

慈濟又於1997年假以推動「社區志工」制度 ，使得志工組織產生重大變革與衝擊。在推動社區志工過程中，「慈濟志業中心」〈職工〉順理成章的主動介入志工組織，即在志工組織內的獲取位置與主導決策權 。掌握原由全省自主性極高的志工團隊主導的會務、撤換資深志工的領導幹部，轉由第二代〈企業家〉的慈濟人擔任要務。從專業化規範機制的角度觀察，慈濟志業中心推動社區志工制度過程，宗教處職工由於無法充分擁有類似的志工參與經歷，對於志工組織調整的制度化不能產生相同的決策觀，也無法充分掌握地方志工組織運作與需求，並在推動的過程中也不能獲得自主性高之志工群的認可。原來「由下而上」的扁平式管理機制已遽轉為「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科層制度式運作，各地分會、連絡處明顯介入金錢權力運作，志工體系倫理遭到嚴重的破裂與切割，團隊面臨崩解，志工無所適從，頓失歸屬感，造成志工人力資源、募款來源流失。

由於「階級」是一個歷史現象，是社會和文化的形構，經歷某些過程而產生，而這些過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自行變化發展。非政府組織團體文化結構的轉型與衝擊中，握有主導權的菁英藉由賦與他們的文化形式和實踐，以充分的合法性和曝光機會，經由向外投射他們的價值領域，得以展現其權力。因而導致實際行動主體的志工的「失語焦慮」情形，均係來自階級權力關係的運作所致，也影響了集體文化實踐的合理性問題。如何重新創造志工生命力，再現其豐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有感特質。能否改善這種關係，追回過去所擁有的精神震撼力和美學的震撼力的志工團隊精神，積極進入全球化的康莊大道，值得深省與探討。

從社會心理學 的觀點加以定義的所謂團體，乃指具有如下特徵的一羣人：○1各成員相互依賴，在心理上彼此意識到對方，即意識到團體中的其他個體；○2各成員間在行為上相互作用，直接接觸，彼此相互影響；○3各成員具有團體意識，具有歸屬感，具有「我們同屬於一羣」的感受，意識到「我是這團體中的一個成員」，彼此有共同的目標或需求。因此，建樹慈濟團體的「歸屬感」仍是值得重視的課題。在文化的改變中，制度的衝突也變成了人與人的衝突，制度的改革也可能假藉「心靈改革」之名而轉嫁到社會個人身上，成為個人的責任。而領導權在訴諸實踐的過程中，邊緣群體不能表達他們的「同意」的，誠屬違背組織的神聖理念與使命。
ps:
*證嚴法師解釋，推動「社區志工」理念，是為要落實「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目標。其因是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全台三十年來最大的水患，慈濟人在災後半個月共動員上萬人次投入救災工作。證嚴法師除呼籲「救山救海」外，並推動「社區志工」理念，將慈濟人依居住地重新編組。法師指出，以過去慈濟委員的組織型態，很難落實，因為每組委員分布不同地點，造成區域活動不均；若能以社區為單位組合委員，集中力量舉辦就能落實淨化人心的工作；以個體構成整體，社會就能因而得到淨化。
*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192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F(Floyd Allport，1890～1978)研究群體水平的社會心理，對社會群體進行分析﹐揭示群體的靜態結構與群體的動力學原理﹐這是社會心理學最主要的研究領域，研究對象主要是群體的各成員之間、群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論文正文ｐ.87-88

慈濟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四、證嚴法師的文化領導權
傳統形上學之所以歌頌永恆、完美，並非無視於經驗世界的變化無常、缺憾、罪惡的存在，而是企圖憑藉那些形上信念的力量，給人們以安慰、希望、警惕與鞭策，以「理想」來提昇「現實」。有許多經驗卻不適合用認知的方式去說明，譬如情感的、意志的、道德的、審美的、宗教的經驗等等，就屬於「直接的體驗」，這些經驗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寧可為之犧牲為代價。事實上，犧牲奉獻，是為「行善」文化結構合理化的過程，常常一直存在於他們形上思想網路中脈動著，這種經驗也只能親身體會。

本論文發現1996年是慈濟文化轉型遽變的一年。我們不能不從證嚴法師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釋民眾對它的認同和追隨。台灣慈濟文化是「新文化」，這個文化的提出者和權威闡釋者是證嚴法師。法師處理和展望未來的所有表述中，他都毫不猶豫地站在志工一邊，他對志工運動的熱情贊頌，對他們思想品質的想像性構造和傾心認同。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裡，他對「有機知識份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們負有回答「卑賤者」提出的問題的義務。但是，在證嚴法師那裡，知識份子並不負有這樣的義務。準確地說，他們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個任務。佛教經典(比如妙法蓮花經等)與大德人物在證嚴法師熱情贊頌和詩性表達中，顯示了道德理想無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建構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這些表達道德理想的形象在台灣民眾那裡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就如葛蘭西認為，人是被觀念(ideas)，而非武力所統治。統治團體支配社會大眾的主要憑藉在道德與知識的領導權(leadership)，以進而塑造社會的信念。換言之，道德與知識的權力有時比武力更具有支配大眾的力量 。

這種心態是「唯一」的，慈濟志業體雖有分工，因為他們相信，證嚴法師就是真理的化身，是慈濟人利益無可懷疑的代表，他一個人的思想足以處理所有公共事務和問題。這種絕對的「文化領導權」仍被慈濟人「熱烈地贊同」是因為作為「屬下」的慈濟人已別無選擇。屬下產生「失語焦慮」 在這時是不能說話的，比如撤換資深慈濟志工主導權問題。但是這一領導權達到極至的時候，恐怕也正是危機的時候。社會道德在不斷的淨化中演變為一種道德的宰制力量，它或已不再是一種詢喚和感召，而變為一種向人性和道德宣戰的實踐。在如此社會道德的淨化中，慈濟人大都有是意無意中以一種割捨、排除事業與全部日常生活為其最高榮譽代價的，任何與人相關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視為是不淨和不道德的可能。

但從現代組織理論來說，人有很強的創造性和個人發展的需要，必須減少人的依賴性、從屬性和順從性，使他們個人的的潛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在集權與分權上主張更多地分權，在組織結構方面傾向於扁平式的結構，領導者必須盡量減少專斷獨行，組織應允許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志工有可能自己決定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並能使組織更加靈活地適應社會、經濟和技術的變化的需要。

本文探討，慈濟草創時期資深委員(志工)們深耕打造慈濟版圖，在法師精神理念蘊育之下，志工團體已然形塑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換言之，志工成員在彼此相互教育作用下，衍生一種類化過程，即經由彼此薰陶感染、潛移默化和文化趨同的過程；在模仿、暗示、認同、順從的傳承基礎上，自覺形成團體的規約，而建構了一個高效率的志工團隊。也就是證嚴法師常說的，慈濟是一個「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的自我管理的佛教團體。

本文研析發現，近年來「自我管理團體」的組織架構，已經日益成為台灣志業(或企業)中的基本組織單位。自我管理團隊的組織形式，改變了過去一般依靠管理、監控、指示、命令等刻板的管理形式，使志工的個性和創造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同時在順應人性、尊重人格、激勵其主動性與創新的精神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此而言，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志業，其領導力應是「由下而上」的生成，而非道統認為的只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唯有能持續的在各階層培養出領導者的志業，志業才能適應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但是，慈濟卻一改過去橫向扁平式的自我管理方式。究其原因，慈濟1997年落實社區志工服務後，由於慈濟志業中心宗教處介入而改變為科層管理方式 ，導致原創組織文化的破裂或分離，以及社區服務範圍過度分散的結果，失去了一個自動自發的自我管理團隊。
ps:
*王順民，1999，《宗教福利》，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頁.90。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生於義大利南部的新馬克思主義者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發展出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理論，指出權力的維持不僅依賴經濟和物質的力量，更要依靠說服被統治者接受統治階層的思想信仰。
*「失語焦慮」，1.沒有獲得發言的權力，2.未具有詮釋實際對象之相對語言，3.結構下之失語。
*賴家陽《慈濟志業中心之制度化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1年
論文正文p.85-87

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三、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慈濟基金會自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在人道救援議題與組織運作上，彰顯輝煌的成果與表現，獲得不少殊榮。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凝聚在地的愛心資源，推動濟貧救難等工作。目前全球有四十五個國家設有慈濟分支會或聯絡處。迄今累計援助了全球六十五個國家，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

藉由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慈濟基金會在2003年12月以「台灣佛教」之名通過NGO申請，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精神的團體之一，亦即正式加入聯合國「非政府國際組織」會員(NGO) 。慈濟基金會於2006年五月舉辦四十周年慶時，接獲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賀函予以肯定讚揚，其全文翻譯如下：

「敬致證嚴法師：欣聞，謹向貴會致上誠摯的祝賀之意。貴會身為非政府組織之慈善機構，長期致力於健康照護、教育、人道救援、社區服務、環境保護等努力，世所共睹，並已成為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之合作機構。尤其貴會戮力消滅貧窮的各項計畫，包含建設學校、醫院、廣庇天下災民之大愛屋援建等各項志業推展，正與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不謀而合。真誠期盼聯合國與貴會持續合作、努力，讓貴會之核心價值──「淨化人心」的理念，早日實現。科菲‧安南　敬上」

慈濟透過像是對於貧戶的探訪、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等的志願性奉獻的志業活動，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若干社會性轉向的發展空間。這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或發展，是可以起積極性的轉化作用 ；這也是慈濟受到社會期待的重大意涵及使命。綜觀慈濟國際救援工作，已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自北極圈之天寒地凍至熱帶地區的酷熱難耐，慈濟人身冒疫病、戰亂危險，懷抱「 難行能行 」信念，一次次達成艱困任務。

在1979年5月證嚴法師於慈濟委員聯誼會上宣佈發起籌建「佛教慈濟醫院」，證嚴法師呼籲「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宏願，擴展四大志業落實「為佛教、為眾生」師志己心。迄今2007年，法師仍然朝向未來理想目標：第一，邁向「慈善志業國際化」，用大愛走向地球村，祈願天下無災無難；第二，尊重生命「醫療志業普遍化」，用慈濟醫療網，讓每個家庭安心；第三，良能與功能並重「教育志業完全化」，認真培養下一代；第四，慈濟「人文志業深度化」，淨化人心祥和社會。這是傳承了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理念，亦實踐了他老人家的遺教〈印老於二○○五年圓寂〉。

從慈濟國外援助的發展界面來看，慈濟藉由國內四大志業的成就為立足點，而試圖參與國際事務來擴充世界版圖。而這些相關的期待乃是證嚴法師和慈濟人共同的遠見，在不標榜突顯個人魅力的人性領導、和滿足需求感恩的忠誠心理、以及主動自發全心奉獻的情形之下，慈濟人滿懷驅動著的「使命感」，相信能夠戰勝自己克服一切困難，並且欲求積極完成實踐未來願景。雖然近年來慈濟四大志業引進了高科技的專業知識，強調專業管理階層的自主性，以及突顯組織管理的運作法則；但是，非政府組織必須強化內部治理能力的建構，永續穩定發展中方能在國際救援事務議題上展現實質的功能與效應。
論文正文p.84-85

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

二、慈濟運用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

非政府組織機構的興起，是為彌補工商界凡事以利益為考量，和政府以照顧多數民眾為原則而產生偏差。範圍包括文化、教育、藝術、醫療保健、福利、宗教、人權維護、社會公益等，這些非政府組織機構皆形成了所謂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與商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相輔相成，發揮促進社會健全發展的功能與作用 。像慈濟歷經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從僅有的台幣三千萬元建院基金，完成數億元造價的「慈濟綜合醫院」。探究其因，其先後善用行銷的觀念和技術推動慈濟人文的精神產品外，而且關心到人物、地方、理念和組織的行銷策略，俾能更有效地達成非政府組織的使命和目標。

本論文發現，慈濟既是宗教型非政府組織(NGO)，同時也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非營利組織(NPO)，「行銷 」不只適用於營利性的企業，它同時也可適用於非營利性的個人或組織。自1970年代以來，愈來愈多的非營利性組織，諸如教會、學校、醫院、軍隊、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政黨或宗教慈善組織等，採用行銷策略，有效地達成組織的使命和目標。非營利行銷﹙nonprofit marketing﹚的類型，主要有服務行銷、人物行銷、地方行銷、理念行銷、組織行銷等五類類型。慈濟所有活動靈活運用了非營利行銷導向的觀念和技術為其成功策略，茲簡述於下：

〈一〉 服務行銷﹙service marketing﹚：如慈濟志業的社會服務工作等。以無形的產品創造交易的行銷。如學校的教學和社區服務，醫院的醫療服務等，都可利用服務行銷來為其顧客或服務對象，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
〈二〉 人物行銷﹙person marketing﹚：如證嚴法師個人的特殊魅力，慈濟人形象塑造、建立聲望。用來做有利反應的行銷。將組織本身和著名人物結合起來，以協助達成組織的目標。
〈三〉 地方行銷﹙place marketing﹚：如慈濟國內、海外分會連絡處等據點。為了對某一地區爭取有利反應所做的行銷努力。可利用產品設計及廣告、公共報導、促銷等各種方法，來創造或改進該地區的形象。
〈四〉 理念行銷﹙idea marketing﹚：理念行銷亦稱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是指為了要推廣某一社會理念或議題所做的行銷努力。其涵蓋的範圍甚廣，諸如公共健康﹙如戒菸、戒酒、反毒等﹚、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人權、兩性平權等，都屬於理念行銷的領域；另如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的理想和實踐。
〈五〉 組織行銷﹙organization marketing﹚：組織行銷是指組織為吸引會員、捐款者、參與者和志工所做的行銷努力。許多宗教組織和公益團體，都曾運用行銷的手法去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捐款和志工服務。

本文研析多位學者 指陳，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未來發展趨勢計有：穩定成長、多樣化的財源、專業化、權責相符、影響公共政策、志願服務、依人口特質分化、全球化、受資訊科技影響、第三部門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等十大趨勢。這十大趨勢的說明便已將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帶向了策略性思考，原因是每一個組織都必須思考他在這個社會中的存在性、價值性與發展性，以及使命感，在今日不能因應環境的組織是無法獲取有利的資源、發揮有效的服務，建立良性的發展運作，才能談到組織的永續經營。社會工作在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已經漸漸受到重視，直接的助人服務已不能滿足社會及組織的需求，加上受到科學管理的影響，且為妥善的運用與管理有限的資源，責信於社會大眾，發展社會工作管理實有其必要性。而由於目前社會工作管理的實施都在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裡，在管理的知識與技術中，以行銷概念最為學者所倡導。
ps:
*文建會，1997，《藝術管理25講》頁.37
*從行銷學的理論與實務來看，非營利組織與營利事業組織兩者並無太大差異，非營利組織皆引用了營利事業組織的行銷策略，只是非營利組織的行銷目的不在於追求利潤，但為有效達成目標，還是運用行銷策略，從事各種行銷活動吸引顧客使用其所提供的產品，來取得維持組織營運和完成各種指標所需的資源。
*黃俊英，2003，〈行銷學的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28。
*1998年六月初美國舊金山大學非營利組織管理中心主任Dr.Michael O’Neill來台灣參加有關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發展研討會中提出未來發展趨勢。及指陳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學者：許士軍，1980；吳思華，1980；黃俊英，1980，1991；Kotler & Levy，1969；Kotler，1972。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第五章 慈濟文化之歷程轉化與特質建構
台灣非政府組織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對國際進行人道援助，一方面提高我國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鞏固與擴展外交關係，甚而藉此拓展國際空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創造了國際社會中許多不同形態的文化、社會網絡的形成一股全球新勢力。同為台灣非政府組織的慈濟佛教團體展現人間佛教的理念與風格，摒除宗教迷信色彩，涵富濃厚的人文精神意義，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社會工作，成為人間佛教思潮的一大特色。

慈濟的創設理念及相關志業的建構，與證嚴法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強調「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宗教行止與奉獻精神有絕對的關係，藉由其個人內在特質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促成，凝聚感動了無數的慈濟人共襄盛舉，開展了愛和關懷的里程，形塑了慈濟之文化特質。

一、慈濟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方面

為了使非政府組織能發揮其功能，聯合國特別設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等機構，加強非政府組織的認可與連繫，並鼓勵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相關事務，以協助聯合國傳遞資訊、諮詢、監督各國政府行為、影響政府決策過程以及協助各國執行決策。從台灣慈濟非政府組織得到聯合國組織的肯定來看，只要台灣非政府組織願意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多用心關懷，就會得到各會員國的尊重。由此可見，台灣外交空間的開拓，需要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全民需要主動積極與各國民間組織搭起合作的橋樑，發揮影響力，可幫助政府奠定在國際舞台積極作為的基礎。

綜就目前的國際環境與我國外交情勢，結合台灣民間無限的活力，與全球各種非政府組織加強互動，推動台灣成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亞太據點，實為我國突破外交重圍的可行策略。非政府組織的援外發展活動是官方外交活動之外的另一個發展策略的選項，於此要強調的是非政府組織本身組織上的特點從事援外活動時，相較於政府的官方活動，具備有效率，彈性及創新等優點；再加上其特點為深入民間了解當地實際需求、更具有易於為受援國與援助國雙方民意支持的比較優勢；此外，由於其組織多帶有宗教或人道關懷的目的，因此在從事援外活動時多能與政治及意識形態分離，而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官方發展援助歷經失敗的教訓，也使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受到進一步重視，從人類基本需求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的話，已開發國家面臨過去以安全、經濟發展為主的援外政策並不能有效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問題，而非政府組織所具備的特質，可作為政府執行這些政策的媒介。非政府組織適足以擔任設計及執行發展計畫的角色。換言之，非政府組織能夠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藉由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將可以進一步活化該政府組織的機制生命。

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政治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諸如人道救援、消除貧窮、環境保護、人權保護、愛滋病、犯罪防制、人口爆炸等，這些問題都超越傳統外交之思維，而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安全，均有待其參與、協助解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使國際相互依存度增加，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事務，因此在未來經過非政府組織的廣泛活動將為全球帶來一種新的國際制度，即是國家不再是唯－的決策中心，而是由政府、政治、經濟性的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共同享有參與社會經濟決策的權力。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向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挑戰，但是這種挑戰並不是戰勝政府，推翻政府，而是協助政府，提升政府的競爭力，以及培養政府間互賴合作的習慣，這也是全球民主化，建立「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一大特徵。

台灣從1950年起是一個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國家，但從90年代以後到今天轉型成為一個援外者，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也從本土化進入到區域化，甚至於國際化。我國雖然位列富有國家之林，國內也不乏一些具有相當財力、人力資源的非政府組織，然而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得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而就國內層面來看，以921地震為例，許多民間團體投入救災，但其中許多組織後來都撤退了，一開始約有260幾個，到今天只剩30幾個，大多是宗教型非政府組織團體，而且本身必須擁有較多資源，所以在其中也看到許多不健全的非政府組織。

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對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希望提升我國國際地位，不要受中共的打壓而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因此對我國來說特別重要。如有更多人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不但可提昇國際觀，增進我國的形象，又可培養訓練國際化人才，幫助我國在國際舞台的積極作為。但是，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倡議活動領域，相對落後於服務形態的組織，主要原因是對於國際議題發展的陌生、語言的隔閡以及組織相對的資源或發展不足。對於上述所造成的現象，主要原因是過去30年來，我國一直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之外；使得與國際聯繫方面顯得缺乏時效性，常無法即刻掌握國際發生的事務作即時的回應。
論文正文p.81-82

全球化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困難

全球化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困難，在於我國政府不被他國承認。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必須力爭。也就是說它應該沒有政治代表權的問題，但國際政治的現實卻仍然賦予過多的國家代表權的色彩，說來這是矛盾的，因為非政府組織是代表社會人民福祉，不是代表國家政府。如果政府真的能夠看重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非政府組織雖不代表政府，但的確可以協助政府進行一些國際社會的改良工作。到了9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開始有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國際議題逐漸受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許多新興問題開始以全人類的觀點加以看待。

台灣除不應自外於「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種種脈動外，更應積極參與打造「世界公民社會」的全球希望工程。在實際的作法上，則有賴不斷擴展台灣公民由下往上的「社會自治」能量，增強我國「第三部門」的實力，以期在國際間創造出自我更新的契機與動力，讓台灣運用非政府組織無遠弗屆的力量，不僅為自己營造優質的公共空間，並且為台灣在全球打造「國際公民社會」的願景。

在國人團體尚不熟悉國際議題的情況下，外交單位目前已著手蒐集過去國際事務之相關記錄，以備國內民間團體使用。而以目前最重要的趨勢而言，國際非政府組織之主流議題仍在人道援助與國際關懷，而這和我國最大之服務型非政府組織議題相和，因此雖然倡議型非政府組織之功能對我國外交發展較有幫助，但在外交困境難以突破的現在，外交單位仍是以推動我國援外工作為主軸，推動佛教慈濟基金會、台灣路竹會等已在國際社會頗負盛名之團體走向世界各角落，以非直接方式走上國際舞台，進而擴大我國外交生存空間。

而根據「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最受聯合國歡迎之非政府組織是具有四種功能者，即Advocacy：理念或政策的倡議者、Information；聯合國關心之議題的資訊提供者、Expert Consultancy；有能力透過研究發展，而提供專家諮詢意見者、Grassroot practitioner；有能力動員義工或志工將聯合國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照顧人權、提供人道救援等草根性團體。因此我國外交單位未來也將以此為依據，扶助國內團體朝這四個目標邁進，期望能更貼近國際社會需求，早日貢獻我國心力於世界。

非政府組織的目的與功用，除擴大我國政府外交活動空間，另再探尋出新的夥伴關係、聯盟或其他合作形式，為公民介入公共事務提供一個理想的框架。而非政府組織相對於政府體制，除了諮商和互補的作用外，也應善於發揮其體制之外的特性，團結群眾，發展出一個活潑、多元，有豐厚動員能量的民間社會，對政府施政隨時發揮監督、批評或遊說、砥礪的作用，並且在關鍵的時刻能夠發揮自主、自立、自覺的力量，開發想像，喚起公民意識，組織民眾共同尋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論文正文p.79-80

慈濟為何要做國際賑災

80年代後期以來，許多非政府組織利用各種方式來尋求進入國際救援組織市場的通道，在投資上，有從海外獲得相對於本土投資更為雄厚的經費以提供能以世界發展相適應的水準；在發展上，借助於於與海外國際組織的合作來開發更具潛力的海外機制；在途徑上，依靠各種國際性和跨國交流來獲得被世界認可，獲得國際通行權；而在制度上，努力按照所謂的世界性標準來進行意識形態、文化、美學包裝和改造。這種走向世界的國際化策略，為台灣提供了一個填平慈善人道關懷的公益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鴻溝的有效手段及平台，同時也為這些非政府組織獲得國際輿論、跨國資金支撐並承受意識形態壓力的可能性。

不過，台灣現正處於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轉型時期。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之下，不論國內或國外，面對層出不窮的跨國次文化現象，知識份子除了猶豫不決之外，或許應該正視多元身分認同對於族群建構的必然衝擊，以發現共同的行為、習慣、做法、興趣是否可以凝聚成不同的族群認同，從而轉換成社會制衡的能量，形成社會運動的基石。比如，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證嚴法師對於南亞海嘯乃本著賑災原則來企劃與執行，囑咐慈濟人必須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這些都是慈濟核心價值，致使每個慈濟人都能在全球「社區主義」和謙卑「自我管理」的中心指導原則下，默默奉獻、付出。慈濟本著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精神，慈濟援助都以人道精神考量，超越政治、種族、宗教及地域，凡是災區有需求而慈濟能力所及，均全力以赴；為苦於災難的人們增加生命的希望。

證嚴法師對於慈濟為何要做國際賑災時表示 ：
回顧歲月的流轉，慈濟的國際賑災經驗，記錄了全球慈濟人共同成長的故事。除在所居地區，於烈日下或寒風裡，走遍深巷通衢，辛苦籌措資金以外；勘災人員及賑災人員須遠赴千山萬水外的災難地區，克服文化、語言、地理及天候等等困難，秉持超然的人道精神，施以無國界、宗教及種族等差別的膚慰與關懷。整部災難救濟始末的歷史，對於當時及後世的啟示與動人的慰藉，指引無數的世代人心，再接再厲投入於大愛的懷抱中，永遠薪傳存在於眾生方寸之中的本來性情。本來性情即是佛性，宗教的內涵與實踐，就在完成本性的彰顯；則慈濟，乃藉利他益世之作為，以去垢存明並自覺覺他，止於福慧雙修的至真、至善、至美心境。
論文正文p78-79

國際慈濟人醫會效應;受助病患投入慈濟行列

四、國際慈濟人醫會效應

「慈濟人醫會」1996年成立於台灣，1998年定名為「國際慈濟人醫會」（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TIMA）。一群來自社會各大醫院、私人診所有心的醫師、藥劑師、護理師，在法師的號召下，以「醫病、醫人、醫心」為宗旨，讓有愛心、想回饋社會的醫師們有一個管道可貢獻所長，也讓醫療網絡能延伸照顧到國際醫療貧瘠地區的民眾。截至2006年12月底，全球設有57個據點 ，已在29個國家義診超過九十四萬人次；形成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全球醫療服務網。人醫會志工們平日以關懷居住地貧苦患者為主，執行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全科性義診服務，若國際間發生災難，也配合慈濟賑災行動進行醫療救援工作。

　　慈濟人醫會最大的特色不僅在於具備專業的醫事人員，大批志工的參與也使其服務項目及範圍較一般義診更廣。包含醫院、洗腎中心、義診中心等在內的醫療、義診團隊，全球有四十個服務據點，成員不分種族與信仰，平日在居住地服務，當發生重大災難時，也會跨國緊急支援。

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由於各國各地規模、人力、種族、宗教或有不同，慈濟國際援助行動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彼此和諧相處？事實上，文化的歧異性難以捉摸，慈濟面對不同的文化不可用同一標準，也不能在共同的架構下被類別化。由於國際慈濟人醫會的服務項目，因各國民情、法令而有不同，例如台灣來的人醫會，定期、定點巡迴偏遠山區及離島無醫村舉辦健檢與義診，並在都市為遊民、都市原住民、獨居老人、清寒戶等做義診及居家關懷。像醫療匱乏的菲律賓，義診求治人數動輒數千，掛號開刀者一字排開、浩浩蕩蕩。再者，擁有十七個人醫會服務據點的美國，則在義診之外還著重於醫療諮詢、健康講座等。易言之，在多元化的架構下，如何將文化歧異視為認同的多元性，看做人類本來存在的情境？如何針對不同風俗、實踐和意義的集合生產出認同？如黑格爾所說的「理念」實踐自身，應當包括差異、對立與矛盾 。由此觀之，慈濟在一連串援助行動的階段性過程中，將面對文化複雜性的挑戰與選擇，以及抱持文化多樣性的容忍與尊重，始能完成使命。

但以文化全球化趨勢的意義，文化的滲透性歷來就是互相的，它往往有著雙向的發展軌跡，不存在所謂單向的影響和被動的接受影響。換言之，一種文化在接受他種文化影響的時候，往往從主體接受的角度對後者進行選擇和改造，而最後出現的是兩種文化碰撞和交融產生的一個變體 ，使得文化趨同。

五、受助病患投入慈濟行列
本文研析出，以關懷倫理來代替台灣以往醫病關係中的威權主義；以及從強調醫療專精化取向的「治療」再返回到突顯人文關懷取向的「照護」的歷史性倒轉〈care prior to cure〉，成為晚近台灣地區宗教醫療院所的發展特色 。證嚴法師指出，四大志業中，慈善是慈、醫療是悲，人文是喜、教育是捨。斯里蘭卡賑災行，也是苦難中啟悲心。海嘯之後，慈濟人克服種種困難，牽繫起一分因緣，得以進入災區，種種賑災工作十分辛苦。慈濟醫院的醫師們亦旋即組成醫療團，人人自告奮勇前往。災區橫屍遍野，瀰漫惡臭，且有傳染病之虞，而慈院醫師們知道當地除了亡者之外，還有很多傷、病患須援手相助，這些醫護同仁具足慈善的人道精神，故自願前去。

本文探究慈濟義診醫療團賑災海嘯援助行動中，為擔任第一梯次賑災團份子，他們攜帶一千八百公斤重的藥量，於2004年12月31日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即刻架起醫療站作定點駐診。災民的症狀有擦傷、挫傷、裂傷等，需動小手術縫合；也有被海浪捲起又拋下的海嘯倖存者，全身傷痕累累；更多的是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需要時間彌補身心創傷。慈濟也機動外出往診，以擴大醫療服務範圍。

由於當地藥局全被沖毀，唯一的醫院也因病患突然暴增，造成藥品短缺；慈濟醫療站不僅適時彌補醫療空缺，並提供十五箱藥材給隔鄰的漢班托塔醫院使用。次從台灣出發的第三梯次醫療團，另帶了五百個家庭醫藥箱進行發放。再從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等地組成的斯里蘭卡賑災醫療團，自2004年12月29日第一梯次出團，31日於災區設站展開義診，至2005年2月3日第六梯次接力完成任務，三十五天的急難診療中，服務的傷病患即超過兩萬七千多位。

印尼慈濟人醫會為了更妥善照顧美拉坡慈濟帳棚區及附近居民的健康，決定將義診計劃持續下去，並增加為兩組人員，一組固定於義診中心看診，另一組則作機動性的巡迴義診服務。截至2006年1月9日止，義診中心服務了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人次，巡迴義診服務了四千零五十五人次。

證嚴法師表示，結合醫療科技、醫療團隊與志工的愛心陪伴，將愛投注於病患的生命中，康復、獲得重生之後，病患也能轉而投入慈濟行列，採取行動利益人群；從利己轉成利人，實在只在一念之間，這樣的人生才是真正有希望。內心有善、有愛的人，都具備善法，能妙用善法，就能搶救生命、搶救慧命，不但讓病患回歸健康生活，並且進而幫助別人，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論文正文p.76-78

慈濟形塑「世界地球村」;推動公民社會的公共關懷

二、形塑「世界地球村」

近年來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公益活動的投入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台灣許多經營非營利事業的公益組織，不斷提高了公民參與的意願與機會，特別是新的認同傾向於「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價值觀，也就是強調不為物質欲望所左右，講求人生精神境界的提昇。而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已在眾多的民間人士、團體的努力下，不論在數量、種類或內涵，都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與成績。就非政府組織本身超然的組織使命與靈活自主的特質，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界，仍然可在國內與國際間，扮演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創造「地球村」的未來願景 。

證嚴法師期許慈濟人表示，人人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心地，以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不計較而無所求地以慈悲喜捨之心付出，並用誠正信實相待，由台灣扎實地推動合心、和氣、互愛、協力，遍及全世界，落實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層層的法將全球的清淨無私之心相結合，就是晶瑩透徹的琉璃圓，終能實現「世界地球村」的理想 。慈濟「用大愛和世界相連 」不分宗教、地域，不別種族、膚色，不計敵我、親疏，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以人文主義精神，積極形塑地球村，包容一切差異與不平等。

三、推動公民社會的公共關懷

在1960-1970年間，美國和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雖然對於自然災變與區域衝突的緊急援助工作不遺餘力，但礙於政治因素、技術缺乏與後勤能力不足等因素，而無法有效發揮全面的救援效益。而實際在衝突區域從事救援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仍然是以「國際紅十字會」為主。1970年法國醫界「無國界醫師」組織的成立與運作，為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援助工作，建立一套新的援助模式，也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國際人道救援新視野。該組織跳脫了國域、疆域、種族、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界線，完全以「全球公民社會」的慈善胸襟，打破了過去以宗教慈善理念為宗旨，並運用直接經濟援助的傳統救援型態，為「國際醫療援助」的救援形式樹立了新的典範，也啟發了許多從事國際援助的非政府組織，至此，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援助的領域，呈現出一個全新的風貌。

由於近年來國際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經常串聯推動全球議題的討論，更向國際主流價值靠攏，加速與國際接軌腳步，為「國際公民社會」，貢獻一己之力。更象徵著「世界公民」參與層面的擴大，這個由溝通所醞釀的「國際公民社會」基本結構，包括基本人權、生態保育、永續發展、兩性平等、弱勢福利、國際和平乃至民族自決等等，都已形成世界性的文明準則。

公民社會有其特殊的涵義，大體而言，我們期待看到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志願結合的領域，本身除了有共同的規範與利他目標外，還要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必須能夠有相當的能力建構，也就是自己訂定標的、自力身體力行、自我承擔結果，不受國家操弄。在這裡，公民必須在公共領域集體行動：成員除了要交換彼此的資訊，還要表達大家共同的理念、集體的福祉，更要期待國家有所作為、要求政府官員敢作敢當。

對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而言，「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可視為踏出第一步的指導原則：在資訊上知己知彼，強化在地經營實力，然後謀求國際結盟，最後則是利用與國際並駕齊驅的實力，與國際一起承擔全球使命，並將努力的經驗與成果，提供「國際公民社會」(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共享。

藉由慈濟參與國際社會援外工作來說，由於全球公民社會的崛起與非政府組織的蓬勃發展，國際體系中各個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已產生明顯的改變。對於全球性公共事務的處理，主權國家已不再有能力單獨完成，國際組織以及全球公民社會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甚至跨國性的公民社會運動等與主權國家彼此之間的協調與搭配可以是另一條道路維持國際秩序、促進體系和平、以達成人類可持續性發展之道。
論文正文p.75-76

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第四節 慈濟國外援助的效應價值
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人在生活過程中需要滿足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而任何人需要的滿足又都離不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這個前提和基礎，只有社會發展了，人們的需要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滿足。當這種社會的需要為人們所意識到、並願意為社會做更多貢獻，這時社會需要就轉化為個人需要，而表現為一種奉獻精神，比如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對國家的忠誠，對社會的關懷與熱愛，立志為人類多做奉獻，都是高尚的社會性動機。這種動機對人的行為具有巨大的推動力量。

一、 通過「台灣佛教」NGO之名

90年代，台灣的NGO開始有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國際議題逐漸受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許多新興問題開始以全人類的觀點加以看待。如果一國政府危害其兒童、環保、婦女、勞工、人權，他國的NGO，或是國際的NGO就會加以干預，例如台灣的生態和動物保護問題、中國的人權問題就受到國際批評。

自1991年起，慈濟進入國際化的年代，隨著海外分會、聯絡處的擴展，國際救助網路也從亞洲的大陸、外蒙、尼泊爾，延伸到非洲的衣索匹亞；從花蓮、台灣全省，到美、加等五大洲的貧民區。目前國際賑災進行地區，包括新加坡、斯里蘭卡、菲律賓、伊朗、巴拉圭、泰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捷克、南非、印尼、阿富汗、美國、薩爾瓦多、印度、多明尼加、北朝鮮等國。

慈濟基金會與聯合國結緣於美國「九一一」時，美國慈濟人於第一時間給予協助，慈濟人以溫暖的肢體語言安撫撫慰民眾，以藍天白雲的腳步走在受傷的土地，三個月一千五百人次，終於贏得信任，也展現了台灣無窮的生命力與愛心，當時在災變現場能進入封鎖線一百公尺處投入救災的三個團體之一，即是慈濟；藉由慈濟人在全球的付出及精神，慈濟基金會於20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認證，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會員，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的團體之一 。使得慈濟國際人道援助工作又邁向另一個里程碑。

從慈濟基金會的發展界面來看，近年來四大志業引進了高科技的專業知識，強調專業管理階層的自主性，以及突顯組織管理的運作法則，均說明慈濟基金會未來的發展是值得被期待的；而這些相關的期待包括證嚴法師個人和慈濟人共同的遠見、不標榜突顯個人魅力的人性領導、滿足需求感恩的忠誠心理、主動自發的全心奉獻，改變台灣社會價值結構。同時，隨著人類文明的演化，不單是慈濟，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看似身不由己地捲進了「全球化」的浪潮，但是這一波發展帶來更多的文化多元性與創造性，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若能紮根本土，放眼全球，必對「全球化」引發的種種問題作出貢獻。
論文正文p.74-75

全球慈濟人從事慈悲無國界、宗教無政治的「國際賑災」

針對國外援助方面，分布在全球各個僑居地的慈濟人，法師指出：「頭頂別人的天，腳踏別人的地，要常懷感恩心，取諸當地、用諸當地，才能得到人家的疼愛與敬重。」主動關懷當地貧困，提供必要的救援。如在菲律賓的偏遠離島舉辦了三十七次的大型義診，在南非開辦了五百多所職訓所，約旦慈濟人則送上民生物資關懷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法師更恪守，跨越政治立場及人群種族的限制，引領全球慈濟人從事慈悲無國界、宗教無政治的「國際賑災」，「慈濟的國際賑災具體實踐愛的行動與力量，激起人與人相互扶持、和平仁愛的天性，更闡揚了人類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圓滿人生目標。」

事實上，有關慈濟援外計畫或賑災物資傳送，因與我國無邦交關係者眾，必須透過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完成任務，如紅十字會或少數災區政府和台商的協助運作，其互動關係甚為頻繁，例如：1989年10月美國舊金山大地震，慈濟志工參與紅十字會救災工作。1991年06月美國分會捐款紅十字會，援助孟加拉水患；1991年08月首次中國大陸賑災──救援華中、華東水患；1993年01月與法國世界醫師聯盟(M.D.M.)合作，簽署「衣索比亞三年醫療援助計畫」；1995年10月與法國世界醫師聯盟(M.D.M.)合作，緊急醫療救援車臣難民五個月；1999年04月與美國騎士橋國際救援組織合作醫療援助阿爾巴尼亞難民營；2001年11月慈濟為協助印度震災後復建工程，與法國關懷基金會（Care France）簽訂「印度古茶拉底省整合性重建計畫」方案；2001年12月慈濟援助阿富汗難民第二波行動展開，由民間及政府共同捐贈七只四十呎貨櫃的冬衣、毛毯、藥品等物資；2002年12月賴索托慈濟人參與「國際組織賴索托糧食補助計畫」，共同認養賴國一千戶飢民等。截至2006年慈濟在全球11個地區，總共建大愛屋15801戶 。

在中國大陸方面。 1998年10月25日中國非政府組織《條例》頒布後，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多元形式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的營運方式，以及發展網絡，泰半都與政府政策系絡息息相關。慈濟對於大陸的賑災活動，截至目前僅有受災當地政府或軍方，以及少數的台商或善心人士的協助，與中國非政府組織並無任何接觸和合作關係。基本上，組織結構(structure)成員須有完全的自主權，也不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

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目前正式註冊的民間非政府組織發展迅速，但中國正式註冊的非政府組織不到實際數目的十分之一。即使環保組織也處境艱難。根據中國現行法規，非政府組織團體不能獨立存在，必須附屬在經政府批准的業務主管單位才可註冊成立。

本文研究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目前共有各類民間組織300萬家，其中正式註冊的約有30萬家。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中國大陸共有環保民間組織2768家，從業人員總數達22萬多人。儘管缺乏合法身份，中國環保組織在最近十多年來不斷壯大，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在中國環保進程中扮演這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例如，2004年，大陸民間學術團體質疑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破壞生態，國家環保總局舉行聽證會，民間環保組織也參與討論，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方案得以修改；「綠家園」等民間環保組織還通過巡展、境外呼籲，反對在怒江建設水壩，引起高層重視，怒江水電站因而停建。

本文進一步分析，中國內部尚未達到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必須加強培育和發展非政府組織，將有利於促進公民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建立：第一、在觀念上，主要是正確認識權力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第二、在機制上，改變目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縱向管理的社會治理模式，實現現代社會橫向聯繫和網絡化的社會關係。第三、在環境上，貫徹法治原則，加強法制建設，確立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對於加強推動民主政治，構建和諧社會，進一步提昇參與國際事務等都具有重大意義和現實意義。
PS：
*2007.2.1，筆者整理自慈濟基金會。
*《慈濟年鑑》，2006，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頁374。
*林坪，《中國大陸非政府環保組織處境艱難》大紀元. http://tw.epochtimes.com/bt/7/4/8/n1671491.htm。

宗教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上發揮的影響力；政府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互動情況

整體而言，台灣宗教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上發揮的影響力是非常小的，先天的民主素養不足，加上後天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都使得台灣的宗教無法發揮政教制衡的作用，也無法在台灣民主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除了曇花一現的長老教會(台灣基督教三宗派之一，即長老教會、浸信會、靈糧堂)，台灣似乎需要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團體參與政治以達到政教制衡與健全民主發展之目的。要如何落實到台灣佛教的民主化？台灣佛教非政府組織對於政治之關係，該扮演何種角色?這些乃是重要的議題 。

另一方面，有關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乃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息息相關。一個國家的特殊發展背景，不但決定了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特色，而且藉著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亦可同時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民主政治的深化，以及永續發展的經營。再者，一個國家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層次，亦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策略，在相當大的程度內，共同決定了該國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與重要內涵。

儘管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不同類型的政府亦產生了與非政府組織的不同互動模式。而互動模式的差異背景，亦決定了一個國家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形成與建構。基本上，從政府的層面來看，政府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互動，大體可區分為如下數種方式：
(一)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敵視的作法；由於認為非政府組織是反政府的，因此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經常採取鎮壓手段，並採取政治上的監督。
(二)政府不重視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自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期，此為一般國家政府所經常採取的方式。
(三)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收編(co-optation)的方式；此主要係因政府希望爭取更多的資源，以及渴望對非政府組織的加強控制。
(四)政府希望利用非政府組織來追求本身的政策目標，而非試圖去直接控制非政府組織；例如，政府期望透過被動的接受非政府組織，來加強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或進行重要的改革。
(五)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合作的方式，或在彼此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根據上述五點，吾人可以發現政治環境的差異，不但影響到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互動方式，而且也決定了該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特色。換言之，由於政治發展環境的不同，影響民間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最重要決定性因素。例如許多在政治壓迫條件下形成的組織，便發現自己很難去信任政府或與政府合作。

此外，從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層面來看，在決定與政府的互動關係上，所採行
的策略亦有下列三種：
(一)非政府組織完全脫離與政府的關係，保持獨立自主的運作空間。
(二)透過倡議(advocacy)，與政府產生互動關係。
(三)非政府組織透過與政府進行共同的實地參與合作計畫(collaborative field projects)，與政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綜上所述，非政府組織之所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公民對決策過程的參與；第二、增加國家在公民眼中的信任度；第三、提供了有關民主政治的公民教育。倘民主政治可以在基層紮根，則必然有助於民眾的共同參與地方管理、加強地方政府的獲得民眾信任感，而其亦可示範民主政治的運行機制。因此，在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多元化，以及民主的日益深化，無疑成為推動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
ps：
*江燦騰，前揭書，頁523。
*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www.tzuchi.org.tw/.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 4k.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fgs.org.tw/.
*人間佛教研討會論文集http://www.awker.com/hongshi/special/arts/4art19.htm.
*台基會全球聯盟http://www.tccmau.org/tccaustralia/homepage/51tehc-04.html#02
論文正文p.63-64

非政府組織代表廣大民間社會力量與公民潛能的集結

NGO的精髓在於「GO」，在於政府組織，因為NGO的目的是關心公共事務，是要干預公權力的執行，甚至於直接搶奪公權力在自己的手中。在國際社會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說明，NGO足以影響各國政府的決策，例如1999年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以及WTO坎昆部長級會議，NGO的影響力從場外延伸到場內，WTO當中對於各國勞工、環保、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等等不利的談判，NGO一直在給予干擾和阻止，可以說對世界貢獻良多。就算在一國之內，NGO也常常有決定福利、國家法令、政府資源分配等方面的影響力。NGO代表了廣大民間社會力與公民潛能的集結，人民透過NGO，進行社群互動並在日常生活團結互助的實踐中，激發了公民的權利意識，進而發揮社群共同體的力量。

非政府組織代表了廣大民間社會力量與公民潛能的集結，也是社會自我防衛的一個機制。人民透過社會組織、社群互動以及日常生活團結互助的實踐，去制衡政府獨占的公權力和財團無所不在的經濟力。公民透過結社、集會，組織動員，發揮社群共同體的力量，自我保護，自我防衛。同時，也藉由共同行動，激發公民的權利意識，善盡公民的義務，發展出一個活潑、多元，有豐厚動員能量的民間社會。

另外一方面，雖然慈濟在形式上還是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實際上，就有研究統計指出 ，多數的慈濟的信眾(佛教徒)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而經過分析後，與三項原因有關：(1)慈濟的教義是重和平穩定，此與國民黨向來主張的價值觀相符合。(2)在戒嚴時代，許多國民黨的黨員為慈濟的幹部。(3)慈濟的發展，如上述，與國民黨的相助有關。也因繼受自大陸佛教系統，故採中央集權系統，由上而下的領導。除了法師擁有解釋經點的權力以外，另外還集合了思想、行政及財務大權，而這是內部的對權威的順從。而外部對於國民黨的政權，也是採取溫和順從狀態。而此情形下，對於民主化之推動，並無助力，甚有可能是阻力。

本文研究分析，慈濟也是一個佛教團體，擁有較多國民黨的支持者。可由學者宋澤萊(本名廖偉竣)在1989年8月出版的佛教著作《被背叛的佛陀》(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看出。他在〈序〉首，用了一個很強烈的標題﹕〈來一個革命吧！台灣佛教！〉文中，他一再批評「中國佛教」對外教的冷血和殘酷，因為天主教馬赫俊神父被驅逐出台灣(支援工人運動)，佛教界的法師居然表示贊同。當民主示威活動，在街頭造成軍警和異議人士的衝突時，佛教界的大老，往往帶頭批評異議人士。所以他視「中國佛教」是「國民黨」的同路人，認為必須加以批判。再者，透過解嚴(1987年)後的首次大選(1989年12月2日舉行)，在選前，當時著名的佛教刊物《福報週刊》 (1989年11月27至12月2日刊登)，登出〈佛教與大陸〉專輯，並做了全省讀者群的電話調查訪問。在四個問題之一，出現了下列的結果﹕即佛教徒投票的政黨取向：(1)國民黨的支持者佔28.8%；(2)民進黨的支持者8.9%；(3)其他黨派支持者佔0%；(4)不考慮政黨佔62%。由此可見，自1966年創立的慈濟功德會雖非政黨乃是興盛熱絡的佛教團體（包括佛光、法鼓、中台）；而皈依佛門者，大都以生活寬裕的中上階層女士為多，乃照活動頻率而估，慈濟會員(佛教徒)的確佔有多數國民黨身份夫人的支持者 。但自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佛教徒政黨活動取向 (佛教徒均以佛教歸佛教、政治歸政治概念劃清界線隱諱不談)則無正確統計數據。
ps：
*郭承天教授，http://crs.nccu.edu.tw/RMS/PR/files/democracy
*江燦騰，1995.07，《解嚴後的台灣佛教與政治》，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輯出版，頁511～527。
論文正文p.61-63

台灣佛教對台灣民主化無甚貢獻

依據學者郭承天研究指陳，絕大部份的台灣宗教團體都缺乏民主神學和民主教會學 ，而影響到它們對教民(信眾)實施民主教育的闕如。因之信這些教（包括佛光、慈濟、法鼓、中台）的信徒不體認民主的重要性，也不學習實施民主的方法。原因是台灣解嚴(1987年)迄今二十年，社會精英和老百姓對民主價值的投入興趣缺缺。他認為台灣佛教缺乏政治「神」學，不問政不參政，對台灣民主化無甚貢獻。本文認為，慈濟早期聚集眾多草根性質的會員，都是一些保守的家庭婦女，對於民主政治之興趣闕如，可想而知。

慈濟由證嚴法師所建立，是台灣佛教的四大派別之一，也是唯一非由大陸宗師所創立的宗派，在1963年因緣皈依於印順法師，是故也繼受了自大陸而來的系統，對於政治權威能夠保持溫順包容，而與政治的關係，也受到太虛法師的影響，出家人問政不干治的「政教分離」原則，而直至現在，依然在形式上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如此，但繼受自人間佛教之理念，是追求普愛眾生，其所關懷的議題中，如：救災、醫療、慈善等議題中，在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可以NGO的角色在相關議題上給予政府壓力，亦即雖在形式上並無與政治接觸，但是還是可以藉由政治這個領域中所形成的良好政策，以達宗團之本來目的。

本文研究出，NGO的角色在相關議題上可以給予政府壓力。由於非政府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有的是為了推廣其成員所信仰的理念，或實現其社會目標。常見的非政府組織還包括了環境保護組織、人權團體、照顧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團體、學術團體等。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其政府、商界及非政府組織都要有一個均等的發展，非政府組織的功能，是不能被政府或商界取代的，原因是政府在社會上的角色是要人民生活富足；而商界在社會上的角色是創造財富。正因為這個社會上的角色，限制了政府及商界的活動；而非政府組織的功能就是要用第三部門角色，去完成社會上的使命。所以要有非政府組織去完成政府及商界都未能完成的工作。易言之，以一個第三身份去監察政府及商界的行動，當政府及商界的行動出現問題時，非政府組織會以一個「壓力團體」的身份出現，向政府及商界施壓 。
Ps：
*組織優勢論(the nic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eibel, Wolfgang認為，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行為較不重視效率與回應，但因為意識形態或政治的顧慮，政府組織必須強調效率與回應性。為了緩和民主政治的合法困境，同時也標示第三部門的「適當位置」(niche)，則以非政府組織才能夠提供民眾需要的集體性財貨，也能避免組織層級節制化的限制，具有彈性的實現公共服務。

台灣佛教非政府組織與政治關係，慈濟應否該與政府配合去做國際援助？

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價值，用以彌補政府部門在服務上的不足。慈濟在成立初期，仍在彌補政府失靈狀態，基本上，慈濟仍不以獲得政府多方面的扶助有所自負，反而亟欲跳脫任何政治上的束縛。於是，法師重申對政治採取中立的態度，以「不參與、不介入政治」〈慈濟十戒之一〉作為慈濟人規範。對於朝野政黨政治運作，也不予置評。慈濟委員若欲堅持參政，即屬於個人意願，必將「委員證」收回予以卸除職務身分撇清關係。證嚴法師強調，這也是國際人道團體〈NGO〉的準則：「佛教歸佛教，政治歸政治，佛教徒要在自己的國家做守法的國民，在國際間要開闊心胸去愛天下人；除了具備人道精神，尤其要有佛教徒的精神，學習佛陀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大量，包容一切眾生，不忍眾生受苦難，這就是佛陀的教育。」要求慈濟人脫離政治束縛，與大眾一起。

慈濟應否該與政府配合去做國際援助？法師表示：「慈濟之救災，不論到哪個國家，莫不都以『台灣慈濟』為名，彰顯台灣以愛為寶的親善外交，這是真正的為台灣、愛台灣的行徑；更何況，若慈濟與政治掛勾，一旦沾染政治色彩，則半步也走不出國門，無法以超然的人道精神，在普天之下行救濟之實。」、「慈濟人必須要有『分別是非』的智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有做就是有做，沒做就是沒做，不能是非顛倒、虛實莫辨。」證嚴法師堅定的表示慈濟的立場 。

在台灣佛教非政府組織與政治關係方面。我們可見的是，台灣的佛教四大派別分別是佛光、慈濟、法鼓以及中台禪寺。而此四大派宗師除了證嚴法師以外皆來自大陸，但法師後來也拜印順法師為師，因而繼承了大陸佛教的中央集權傳統，對於國家權威以及宗派領導者都能保持平和包容，並沒有民主的概念及需求 。而四大宗派皆屬於大乘佛教系統，是關心眾生，舉辦許多公益活動的事業。至於再與政治的關係，都遵從太虛法師之訓，所謂出家人問政不干治的「政教分離」原則。但因尊重權威以及來自大陸之故，故與當時的國民黨關係良好。這是對於台灣佛教團體與政治實際互動的背景。
ps.
*釋德忛，2005，《證嚴上人衲履足跡》，春之卷，靜思文化，p.146
*2007年3月29日政大政治系郭承天教授在真理大學發表一篇名為《台灣的宗教與民主》的論文。對國家的政治態度之民主化，他稱之為「民主神學」(democratic theology)，對宗派內部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他稱之為「民主教會學」(democratic ecclesiology)。 前者涉及人權、政治關懷及政教關係；後者涉及一宗派對其領導人、對僧（神職人員）俗（平信徒）間職權的分配和地方教團自主性的問題。郭教授藉著介紹台灣的佛教和基督教七大宗派對民主觀點與實施的異同，來看這些宗派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他認為台灣佛教不問政不參政，對台灣民主化無甚貢獻。
論文正文p.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