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2

第三節 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2
底下，筆者藉由以下幾個實例，研討分析慈濟從事龐大且多面向的志業活動，在這歷史脈絡中對現實社會結構具有何種意義及影響。

一、慈濟在公益慈善事業的實踐內涵
慈濟基金會的社會服務工作以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面對社會的檢視。這些制度措施均由慈濟志工自己負責，慈濟志工也是各項服務方案的主要執行者〈行動主體者〉與監督者。以國內來看，譬如長期濟助、急難救助、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冬令救濟、獎助學金，災後重建等等，保有自主性傳統式的社會服務項目，與其他的社會福利機構之間並無互動關係。自1986年來雖然已有制度化的救濟規範標準，但依照證嚴法師的要求，全力做到盡善盡美的終極關懷，直到「感恩戶」〈即受慈濟照顧的受災戶、貧戶、低收入戶的稱謂〉生活改善為止。

二、慈濟資源與台灣社會結構
有學者認為，從本土宗教團體長期性的經驗資料當中，可以看出，本土宗教寺廟團體所提供社會服務背後傳遞著不同的人文意涵。這是由於本土民間宗教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是一種「內發性」〈indigenous〉的服務模式。亦即，它是以如何透過各種消災解厄、賜福避禍的宗教性活動，以達到安頓個體的福祉來作為其運作的基點。易言之，先追求個體生命的圓滿自足，進而再成就集體存在的社會福祉 。這是一般台灣民間宗教世俗的表現行為。

台灣東部每年服務的病患人數不僅年年增加，疾病的嚴重度與手術困難度也隨之升高。以慈濟花蓮醫院為例，在2003年7月1日升等為醫學中心後，即成為東部唯一的醫學中心，民眾罹患重大疾病不需要再轉診至西部。衛生署健保局呂穎悟經理表示，自2004年的資料發現，花東地區急重症十大病患都在慈濟醫院所接受照顧，花東民眾可見證慈濟在東部所發揮的搶救生命良能。2004年，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玉里分院通過ISO9001國際品質認證；2005年2月關山慈濟醫院獲頒ISO9001認證證書；2005年3月花蓮慈濟醫院急重症大樓（合心樓）落成啟用，開始於花蓮承擔起緊急救護的重責。諸如慈濟醫療團隊，不只負責醫療、搶救生命，也結合慈濟人文，疼惜生命，尊重生命，提升醫療品質，也希望病患能感受到醫療團隊的付出，以愛與感恩彼此互動，社會祥和平安為訴求。

三、慈濟愛心的社會意義
慈濟四大志業中之「文化志業」，已更名為「人文志業」。證嚴法師指出，「文化」是時代的潮流，時移境遷，潮流也隨之變異，追逐潮流很容易迷失自己：如當代流行染髮、衣著暴露，再媒體推波助瀾下，年輕人不懂得運用智慧明辨，淪為文明潮流的犧牲品，為明星而瘋狂癡迷，將人上台走秀的服飾也穿在身上走上街頭，這是迷失自我於商品宣傳的陷阱中。慈濟詮釋「人文」與「文化」的不同，慈濟「人文」則是要求恪守本分，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全心以赴於助益社會人生之事，這經由人所做出來的生命歷史，才真正是彌足珍貴的人生經典。崇尚可貴的人文精神，不應一味追逐流行的文化。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張維安在「一種來自社會底層的改善力量」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從個人到整體，進而將人際網絡的影響力帶到社會中。那個地方有一個慈濟人，就像社會的『酵素』一樣，在社區中發酵，以樸實而日常的方式在社區中展開。慈濟人長期的、從底層而起的改革（reform from below），它的影響是積極而深遠的，是社會性的、來自民間的、來自於社會底層的改善力量。這股力量正凝聚著一股改善社會的可能性，也是改善當前社會文化危機的希望所在。」
論文正文p.46-47

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1

第三節 慈濟對台灣社會結構意義--1
慈濟綜合醫院於1986年落成啟業，慈善工作由「治標」深入「治本」，實質的濟世行跡，更獲大眾肯定。以會員人數觀之，1987年初總數突破十萬人，到了年底激增至二十萬人。意即，第一個十萬人以十二年時間才邀集，第二個十萬人，只用了一年光陰。1990年底突破一百萬人，四年間會員人次增加十倍。跨入1990年代的慈濟，會員每月以十萬人的速度成長，由兩百萬而三百萬更臻四百萬，成為台灣最大的民間團體。

慈濟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與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高度發達有相當關連。台灣十大建設 ，帶領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迸發熱力。真是一個值得感恩的年代，台灣的經濟工業，發展為「科技導向」的資訊社會，高居世界一、二的外匯存底，創造出空前的物質富裕時代，建立了世界所稱譽的「台灣經濟奇蹟」。

然而，那也是一個值得省思的年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許多因經濟奇蹟而致富的人，在物質欲望、金錢遊戲中，迷失心靈，台灣被外國媒體冠上「貪婪之島」的稱號。精神空虛，價值混淆，道德淪喪，在脫序的社會中，人們經歷了物質的滿足，漸漸希求心靈層面的依歸。散布於台灣民間，以「人」為關懷對象的全國性社會團體，致力於公民參與運動，用愛關懷弱勢族群。此時慈濟的人道關懷也創建和改變了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依據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理論，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與積極參與。公民基於對自主權、公共性和公民資格的體認，並且重視整個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主動將自己的意志、情感、知識與勞力投入於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過程。非政府組織是公民所成立的地方性、全國性、或國際性非營利、志願組織，以促進公共利益為工作導向，提供多元的服務，發揮人道的功能，將人民的需求傳達給政府，監督政府，鼓勵人民參與地方事務。

台灣是個多元價值體系的社會，在於每個人能否接納不同的價值觀，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始有和諧社會可言。慈濟的各項志業，是否人人平等、一體尊重？在四十一年不間斷地努力與耕耘之下，慈濟的腳步從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國際賑災、骨髓捐贈到環境保護和社區志工，如何形成了台灣愛心奇蹟的「一步八法印」志業網？

本文研究發現，就本土宗教性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活動而言，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往往因為缺乏主動與創新，而僅淪為一種因襲性、政令性、抄襲性、消耗性以及無計劃性的服務形態。不過，造成這種現象的歸因除了上述所說的本土宗教欠缺專業人才與現代觀念之外，主要還是直接關聯到本土宗教的信仰特性。這些消耗性、凌亂性、專業性不足、缺乏主動與創新，自然是民間宗教團體在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時，所必然會出現的預期性後果，但是，相與對應的卻是包括庶民性、草根性、普遍性、親和性、便捷性以及深入性等等真實的生活意義。既是民眾信仰感情與信仰態度的具體表現，同時它也是兼具有世俗目的與世俗價值的實踐行為的擴張與延伸，就此而言，即是一種解構、重構與新構的文化體現過程。

根據學者王順民研究，慈濟透過像是對於貧戶的探訪、資源回收、骨髓捐贈等的志願性奉獻〈voluntary redistribution or voluntary transfer〉的志業活動，積極地開創一個完善、和諧與統一的社會環境，這對於社會安全建構的理性過程中，存在著若干社會性轉向〈social turn〉的發展空間。這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構想或發展，是可以起積極性的轉化作用 。
論文正文p.44-46

慈濟人文與宗教道德觀─2.

〈四〉慈濟人文與宗教道德觀─2.
本文研究分析出證嚴法師與慈濟人所謂道德觀，皆顯示了道德不只有社會的一面，更有它超越自我、超越社會甚至於超越人類的層面。人會實踐道德，應該不只是為了維持自我的生存，否則無法解釋人為什麼會有「自我犧牲」或是「殉道」的行為。積極的道德觀的具體表現在行為上就是「自我犧牲」或是「自我貶抑」謙卑的表現，與消極的道德觀的「自我利益」或是「自我抬頭」是截然不同的。一些學者(特別是馬克斯主義者)在批評宗教道德時，往往認為宗教道德為了維護傳統封建制度，力倡「服從」、或「犧牲」的美德，以使得廣大群眾能對外在的種種不平與苦難逆來順受。因而認為「順服」與「犧牲」是一種消極的行為或德性。我們固然無法否認，宗教在歷史上常被一些有心人士拿來作為愚民欺民的工具或是手段，然而我們卻也不能完全否定那些為著宗教信仰或道德信念而進行自我犧牲行為的道德價值，尤其表現在法師身上令人敬佩的「殉道」意志力與激動感人的作為。

慈濟志工在國內、外賑災文化活動中，總會凸顯「順服」與「犧性」的特質。慈濟志工順服與犧牲往往是個人經過真實的掙扎後的抉擇，卻不是聽任他人擺布下的逆來順受(即慈濟常說的自己是「甘願做，歡喜受」)。真正的順服與犧牲是「體認」到超越界(Transcendence)、或是他人、或是道德法則、或是自然界的重要性後，作出的真實選擇；順從者與犧牲者是從「關係」(relation)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而非單從「自我」或「人類的理性」來算計一切的事物。因著自然界、他人或整個「超越界」與人的關係，他選擇採取一種「尊重」、「敬畏」的精神，或是以「關懷」(care)的態度來對待這些他者(Others)；前者可說基於義務倫理，後者則是基於關懷倫理而來的一種道德觀 。

本文進一步研究，義務倫理與關懷倫理間有種奇異的結合，這構成了道德「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重要關鍵內容，而必須重新釐清宗教與道德間關係。在這樣的再概念化過程中，「超越」成為了其中最關鍵的字眼。相對於自我來說，無論是他人、道德法則、自然界甚至於神，都是「超越」於自我之外的。面對著這些超越自我之外的「超越界」，也許人類可以選擇採取的是支配、剝削或是利用的方式，但是人類也有另一種選擇，那就是以尊重或關懷的態度來面對所有的「他者」。這種尊重或關懷，也許是來自日常生活的體驗，也許如宗教所言有其超越的根源，也許是如先哲所認為的人道與天道的結合，無論如何，它都代表了對「他者」的接納與肯定，認知到「他者」所本有的價值，而不會強求干預介入，甚至以自我的價值觀作為唯一的價值觀。

本文認為，宗教與道德間或許仍然沒有邏輯的關連，但是卻可以用一種比較正面的態度來看待宗教與道德間所可能有的經驗性關連。固然一些理性嚴謹、道德高尚的人，在不信任何宗教後，仍然志行高潔，守道以死，這是不可否認的，宗教也可以讓一些原屬平凡的群眾重獲存在的動力，提供他們實踐道德的動力與犧牲自我的道德情懷。

人總會依循著個人主體自由意志，自覺地、獨立地作出自己的行為決定，而不為現象世界的因果規律所束縛、所限制。這一種自發性的道德勇氣，也兼具了社會性與宗教性的道德觀念〈李澤厚，1990,《哲學探尋錄》〉，兩者雖然有區別，也有共同點，都是對自己的感性活動和感性存在的理性抉擇，皆表現於內在的「良知良能」心理。慈濟人文的塑造來自於社會各階層人士。他們對於社會性道德群體的客觀要求，對個體而言，是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與規約。宗教性道德要求，是自己選擇的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它是個體追求的最高價值，具有強烈的期待性與可行性；慈濟人藉由兩者相互地融會貫通超越不同的價值觀，此舉，深具社會重構性是可預見的。
論文正文p.43-44

慈濟人文與宗教道德觀─1.

〈四〉慈濟人文與宗教道德觀─1.
證嚴法師認為 ：付出時間、投注生命做有益人群之事；縱然時光流逝，所做之事卻能留下歷史印記，這是生命價值、人格的昇華，也就是「人文 」。真正的「慈濟人文」即是——淬鍊自我生命精華，作他人生命中的貴人。「慈濟人走入苦難眾生的生命中，不僅予以一頓溫飽或為之消除病痛，更扶助其能夠自立。如此不但是他人生命中的貴人，自我人生也因為善用而充滿價值。」法師引據《妙法蓮華經》中說：

「化城喻品」述說佛陀為度眾生，以方便力造一莊嚴華麗的城堡，接引驚懼疲累的旅人入內休憩；當眾人已不再疲倦，佛陀便滅去城堡，教示「化城」不過是使眾人暫得歇息的幻化處所，並非究竟之地，還要再往前走，才會抵達目的地。

慈濟人文引導人人走入正道，回歸道德倫理，證嚴法師指出，因為心不貪婪故無所懼，信己無私，信人人有愛，不論做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必擔憂他人議論，而大捨無求，既然是無求，做就對了，付出就對了。四十一多年來，期待落實佛法正確思想，落實佛法不是在寺院裡面而已，應該要走入社區。佛陀來人間，是走入世，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既然出世了，就不會有得失感。看大家幸福，就很開心；看人間沒有苦難，就很安心了。法師說，「我無怨無悔，就是我超越了得失」。

證嚴法師表示：「我的宗教觀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學無止境，學與教是不斷循環的，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所以每一天都要縮小自己，才能再學習，學到多少，就能付出多少，這就是功能。」若只有學習而沒有付出，是只有上求，沒有下化，或只說不做，真正愛人的良能，就會很快地消失，要親自與人互動，才能結繫眾生緣。與眾生結緣，來生來世，就能有一呼百諾的好緣相成就。

證嚴法師勉眾，面對世事無常的人間，當以共同一念恆常心成長慧命，而慈濟就是慧命的核心。各宗教的教主，皆因見及苦難於心不忍，遂啟發愛心，進而去探討、修行，啟悟人間的苦難，知苦而後能解苦。全球災難瀕仍，倘若多一些無私有愛的好人，就有愈多受災的人能得救。思及社會亂象叢生，法師輕喟，世風日下，慈濟於此時代，應保守宗教的根本精神，適應現代，更希望使宗教間的對立得到緩解。如同印尼慈濟人前往伊斯蘭教習經院協助增建工程，並提供物資濟助院童，即展現不同宗教間的互助。證嚴法師認為唯有宗教間和諧，讓所有人加強對信仰的正念，回歸愛，就能讓不同的宗教者有志一同，齊為世間努力 。「這分愛就是慈濟人的慧命，即使將來師父不在了，大家還是要在全球承擔起這分精神與力量，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

道德觀，有時被視為道德哲學中的「目的論」(teleological theory)倫理學，有學者則稱之為「間接的」道德，因為它的道德動力不是直接作用於道德行為的實踐上，而是必須經過「理性的計算」，在行為主體考慮過種種前因後果後，認定此項行為對於自我或對社會有利時，主體才會去實踐。基本上，它是封閉於「自我」中的道德觀，所以它也是一種「消極的」道德觀。但是，除了「間接的」道德觀之外，應該還有一種「直接的」道德觀，這種直接的道德觀中的道德動力來源是行為主體在面對道德行為時，或是出於對於法則的「敬畏」或是出於對他人的「尊重」，而使其能不計損益、不顧自身的投入道德行為的實踐中。與「間接的」道德觀不同的是，「直接的」道德觀並未經過「合理的」計算程序，而是出於主體本身的敬畏或尊敬，直道而行。由於它的出發點並不是「自利」，所以它不限於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觀，它超越了個體的層次，也超越了社會關係的層面，而形成一種「超越的」甚至是「積極的」道德觀。慈濟人的一種直率、草根特性「直接的」道德觀，其道德動力出於自發性、志願性，求自我實現的滿足 的行為。
論文正文p.41-43

愛的空間美學

學習捨棄與放手的藝術

前些日子，和一位從事室內設計的朋友聊起關於簡約的空間美學的話題，他說：「就建築或者室內設計而言，簡約比複雜的難度還要高上許多，因為加上東西是容易的，可是要減掉東西，卻需要更多、更敏銳的美學素養與判斷。」其實，要懂得捨棄、放掉的智慧，何止是在空間設計上困難而已。在人生之中，它是更大、更深的課題。

從哇哇落地開始，我們一直學習的都是用加法來面對人生的課題。從生理上的吃飯、長大；心理感情上的得到愛與關懷；知識上的不斷學習與吸收，到物質或成就上的累積成長。一直以來，我們不斷的把各種有形、無形的東西加在我們的身上，好讓我們富有、充裕，讓我們壯大、盈滿。我們相信，當我們在各方面都「長得像大樹一樣大」的時候，就是離快樂和富足的心境最近的時候。

可是，這樣的信念卻在某一些時候，成為卡住我們，讓我們困陷、凝滯的關鍵。因為加法並不是面對人生的課題時唯一的方法，有些時候，你必需用「減法」才能夠解得開。而所謂的減法，正是捨棄與放手的藝術。

回想看看﹝或者想一想自己現在的生活處境﹞，因為不能捨棄、不能放手，我們因而面對了多少糾結無解的痛苦？因而深陷在如何無法自拔的困境之中？這些看似無解、凝滯的痛苦與困境，往往就在我們懂得了捨棄和放手的藝術與智慧之後，豁然開朗。生命於是向你展現出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景致和局面。

【當愛遠走】

一個捲入不倫之戀多年的女子，遲遲不能走出這個其實對她來說已經是苦遠多於甜的關係裡。她說：「我忘不了那些他曾經給過我，浪漫、深刻的愛的感覺。」

另一個男朋友感情出軌多次，儘管痛苦卻始終不願分手的女人則說：「和他在一起這麼多年了，要分手，我不甘心！」

當愛遠走，無論它是發生在自己或者對方身上，捨棄和放手都是唯一的出路。因為無法捨棄曾經有過的美好感覺，無法放下曾經擁有的執著，就會讓更多不美好的感覺壓在自己的肩上、心上；讓自己和對方一起痛苦糾結，究竟懲罰了對方也許還是未知數，但是自己絕對是被懲罰最深的一個。因為你剝削了自己就從現在重新開始享受快樂和幸福的可能。

放手讓愛的人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卻是唯一的方法。否則，我們就會處在無解的痛苦、氣憤和沮喪之中。

【給愛空間】

所謂捨棄和放手的藝術，並不單只在愛情消逝的時候存在。事實上，當愛情還在的時候，就懂得放手的智慧，往往是更積極的治本的方法。從小到大，在每一段關係裡，我們都是在尋找著一方面與人連結，一方面與自己連結的雙向路線。也就是說儘管再親密，我們也需要擁有自己的空間。無論是親子關係、家人關係、朋友關係都是如此，愛情關係當然也不例外。如果失去了這樣的空間，我們很快就會覺得被束縛、覺得窒息、覺得痛苦。

因此，當愛還在的時候，懂得放手，給愛一個空間，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實，如果仔細而深入的思考一下，如果我們在愛裡面要求僅僅雙方黏在一起，往往是因為害怕、因為缺乏安全感、因為嫉妒、因為要把自己生命的意義和重量交在對方身上，而不是因為愛。

放手，給愛空間，就像紀伯倫在「先知」中所說的：「在你們的密切結合之中保留些空間吧，好讓天堂的風在你們之間舞蹈。彼此相愛，卻不要使愛成為枷鎖，讓它就像在你兩倆靈魂之案間自由流動的海水。」

【當所愛遠逝】

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刻，當非所愛的人離開人世莫屬。再多的不捨、不甘、不願，都無法挽回生命的逝去。再多未曾說出的話語、未曾表露的情感，再多未竟的夢想，也都不再有任何表達的機會。

面對這樣最巨大的傷痛時，捨棄和放下，仍然是唯一能夠穿越的鑰匙。

不論有再深刻的悲痛、再多的不捨，就讓它隨著淚水傾洩、流淌。然後輕輕的、帶著滿滿愛的，放開它。只有當我們勇敢而坦誠的接納心碎後的痛苦，再生的力量，以及對於生命不同的視野，才會從傷口之間進來。

於是溫暖的回憶，與往前開展的新生活會同時存在我們的身上。捨棄和放下不代表全然的遺忘。心裡面那塊將永遠空著的位置，是我們與遠逝的所愛聯繫的地方，也是一片源源不絕的泉源，讓我們再往前前近時，擁有更豐沛、溫暖的力量。

慈濟志工

慈濟歷年來所從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事蹟，其行動主體出自於慈濟志工團體身上，相應於他們毫無宗教色彩所出現的草根性與親和力，呈現出一股淨化社會清流，與眾不同的組織運作特色，強化了民眾及佛教徒的認同感〈identifi cation〉帶動一股參與慈濟熱潮。從而 ，因應時勢需求，推陳出新地運用其慈濟人文舉辦多元化賑災活動，快速地擴展了慈濟志業，同時兼具社會秩序與社會教化的功能，達到慈濟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終極目標 。

從慈濟文化脈絡分析研究出慈濟志工團隊原為扁平式組織架構型態。各都會區均有慈濟志工團體，分組負責與本會連繫、召集、統籌該區活動，遇有會務活動急速通報該都會區各組立即開會，從企劃、分配到執行工作等一貫作業，環扣順暢。事實上，並無所謂集體行動「搭便車」行為 。其關鍵在於「母雞帶小雞」的志工情結，組員屈尊降貴，啟發了互愛互助精神，也樂於接受邀約參與盛會；平時秉持倫理誠正原則，組織幹部均由組員推選產生，經證嚴法師認可後擔任。筆者強調的是，1966年至1996年這三十年的慈濟，均能扣緊「法親勝於俗親」觀念，這一種深厚情誼的扁平式管理方法，為當時「慈濟功德會」濫觴，奠定了慈濟往後發展的磐石，是慈濟人最「感恩」的日子，亦即是「以愛為管理，以戒為制度」自發性、自律的非營利組織公益團體。

從人本主義心理學美學 中我們發現證嚴法師與慈濟人同是一種「自我實現」的人〈self-actualization〉。這類型的人能夠充分開拓和利用自己的天賦、潛力實現自己的願望；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後來稱之這類人為「不斷發展的一小部分人」。這類人的性格特點：第一，他們具有較強的生活洞察能力；第二，他們有著堅強的信念和決心；第三，他們謙虛謹慎，很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盲目地樂觀或悲觀的影響；第四，他們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很感興趣，工作也成為他們獲得幸福、發現和實現自己的必要條件；第五，他們都具有積極的創造性；第六，他們很少有自我衝突現象，個性是統一諧和的，能夠把更多精力放在創造性的工作中 。

但是，這並不表示本文在論述有關成就需求的研究都放在個體的個人志向上，也有忽略了個體而達成團體目標的需求。最重要的，是他們實踐的行為動力來自于對發展、實現的潛力及毅力的集體文化中的力量，與大自然和社會和諧相處。並且對真、善、美有著熱烈圓滿的追求，把自己的工作和他人共同創造與人道關懷的完美發展結合起來，因此他們往往皆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和完美的人生。

本文發現，一般學者論述慈濟基金會的產生與組織運作主要還是歸結於證嚴法師個人宗教性的魅力。基本上，慈濟基金會的創設理念及相關志業的推廣，與證嚴法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強調「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宗教行止與奉獻精神有絕對的關係，藉由個人內在特質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促成，凝聚感動了無數的信眾共襄盛舉，開展了愛和關懷的里程。另一方面，這些平日雄壯威武的慈濟志工，無論他的出身背景、學識人品、職業財富；在慈濟的世界裏，可以放下身段，做到「君子不器，隨圓就方」的彬彬君子。在法師座下，沒有世俗的虛矯，只有赤子的真情流露。為了把「佛心師志」牢牢記在心底，行在腳下；有關慈濟的活動，無不傾全力以赴。

慈濟志工是慈濟志業的外圍組織，為完全不支薪無給職的志工，也是今天慈濟志業達到顛峰的主力。2004年證嚴法師又密集推展慈濟委員和慈誠隊融合之新組織架構。委員以「組」、慈誠以「隊」名之，組隊皆再區分為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組（隊），加強落實「社區志工」及「小組關懷、多組活動」。法師期勉全體志工將佛法落實生活中，相互提攜培養人才，人人發揮菩薩的良能，廣召社區民眾投入，發揮淨化人心的力量。證嚴法師說道 ：

「誠、正、信、實」與「知足、感恩、善解、包容」都是洗滌自心的清流法水。「對外則需『慈、悲、喜、捨』，無緣大慈，與我們無緣、互不相識之人，我們能無私給予，但是，我們卻常常忘記以相同的心念對待同行的有緣人，只因細小的枝節瑣事便相互計較。問題發生的原因就是沒有合心。雖然「慈、悲、喜、捨」是對外的原則，希望天下人都很幸福快樂而無災難，但卻疏忽了自己的家庭，疏忽了與我們同修同道的菩薩行者，這是不對的。所以，再開一個新的名詞─「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向外推動。
論文正文p.39-41

證嚴法師開示：慈濟川緬膚苦難，大愛善行聚福緣

最近發生在緬甸的風災，以及四川的強烈地震，導致毀鄉滅鎮、家破人亡的災情頻傳，數十萬人的悲慟血淚宛如人間煉獄。這種悲慟的心情，自半個月前延續迄今，大家是否能體會我的心？你的心、我的心，我們應該要貼近佛陀的心，看到天下蒼生受苦難，能生起一分「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的心，與天下眾生共生息，人人互愛、互
助。

目前大家心力都投入在四川，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緬甸，那裡也是十餘萬人往生，逾百萬人無家可歸，甚至引發病媒的孳生與傳染。只因為這個國家不大接受外援，因此國際間救援的力量有限，所以我們更不能因此放棄。

◎蒼生受苦難，全球愛心動起來

慈濟人分別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組成了勘災賑災小組，好不容易踏入緬甸，這幾天不斷地溝通，他們已同意讓我們在仰光市近郊的一處南摩耶收容中心做發放。接著十七日要在鳥東賓，進行第二波發放，將幫助一千戶，約四千五百位風災災民。

另一方面，四川的救援行動。慈濟勘災團十二人，以及第一批救援物資，四萬多條毛毯、一萬多個生活包，在十五日晚間運抵成都。很感恩運輸界的企業家，菲航、華航、澳航，免費運送賑災物資，大家都是盡一分力量。

連日以來，全球的慈濟人陸續啟動募款、募心，呼籲齋戒與祈禱的運動。但願老天爺能呵護眾生，讓天氣放晴，地面上救援的人都平安，能以充分的體力去救人。

我們的賑災團十五日晚上抵達四川成都，兩個多小時路程進到災區。看到瓦礫堆中救人的人多麼辛苦，用生命在搶救生命。災民沒有帳篷、物資，觸目所及種種的苦難，令人不捨。

在災區裡，樓倒、屋塌、牆毀，被掩埋的那一些人，還有生命跡象的，還有知覺的，那一種身體的痛，那一種與死亡拔河的惶恐，如何度過？還有在外面焦急等候的人，他們心裡掛念著遭掩埋的親人，聲聲呼喚，多麼的悲痛，這樣的分秒怎麼度過？

我們可以想見，救災人員體力和精神大量消耗，還有受難者的家屬，受災的人，現在的身與心，尤其災區的氣候晴雨不定，早晚溫差大，再加上罹難者的遺體日漸腐壞，這樣的環境容易暴發疫病。最重要的就是作後援，供應乾淨的飲水與餐食，以補充他們的體力，同時去呵護、膚慰家屬的悲慟。

最理想的作法是，能就地將悲痛的人集合起來，一起參與後援工作，讓他們從付出的過程中，那分焦急能夠得到安撫，同時也減輕心靈的哀傷。

但是看到媒體的報導，又傳出了令我擔心、惶恐的事──地震過後，可能會造成潰堤。若潰堤了，洪水就會淹到成都。雖然他們已開始撤離一百多萬人口，柔腸寸斷的山路，如何脫離？救災者已經筋疲力竭了，現在還要扶老背幼，並勸導存活的人離開。受災者，或仍有親人還埋在地下生死未卜，教他們如何捨棄離開？看在這樣的情
況下，真的很令人擔心！

◎募款募心，大愛善行聚福緣

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受災者這麼多，的確很令人心疼。除了在災區最前線，盡心盡力投入救援之外，也要呼籲身在平安地方的人，不論信仰什麼宗教，大家要誠心祈禱、齋戒素食。

「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凡夫的缺點就是健忘，常在震撼之後，過去了就忘了。若沒有陣痛，就會自大妄我，而迷失自性。所以，我們藉由這次賑災的機緣，同時要淨化人心。但願從慈濟人做起，用最誠懇的心戒慎虔誠，在募款時，也要喚起人人內心的清淨本性，提高戒慎虔誠的心，明白生活要簡單、勤儉，累積善款做救人的工作。

這次賑災不辦義賣。一來是為了環保減碳；二來是不鼓勵消費。尤其義賣場合總是熱熱鬧鬧，雖然大家都很歡喜響應，但是在此時不宜嬉鬧，還是要保持戒慎虔誠的心。所以，希望我們用肅穆的，能一心一意用很清淨與虔誠的心呼籲，希望捐款的人是無所求的、單純的、真誠的愛來付出；哪怕是十元、五元都不要緊，希望大家很純粹的就是為救人而捐善款。

比如，慈濟的孩子們，也可以製做卡片、書籤，然後去拜訪別的學校，去募款募心；小學對小學，中學對中學，大學對大學，這樣的去宣導，去淨化人心。然而讓我最煩惱的就是人都容易健忘。雖然說了數十年，不斷地提醒，但是人的心總是忘掉了大，而執著於小；貪念呢，忘掉了小，而貪戀大。這都是我們人心的毛病。如何讓貪
念縮小到歸於零，愛心能擴大到虛空，不再斤斤計較？

人生無常，希望這一波波虔誠祈願的心念波長，能延長些──能上達諸佛聽、上達天主聽。

非常感恩，各界人士都紛紛啟動。我們對四川震災伸援手，也心懷緬甸風災。總而言之，路很長、事很多，我們真的要一念心，要戒慎虔誠，用愛付出；只要人人付出一分心力，匯聚起來力量就大了。感恩大家用心、用愛，感恩！

慈濟證嚴法師的領導風格

慈濟結合四大志業體和志工團隊，對於任何一個志業體的成員和慈濟志工，證嚴法師一向充分授權、充分尊重。雖然慈濟發源地在台灣，而自己未曾出國，但慈濟慈善之愛已普遍全球，如「大愛進南亞」為斯里蘭卡賑災，就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慈濟人集合到災區付出。

國內多數研究者認為證嚴法師具備有韋伯〈Max Weber〉指稱「克里斯瑪」〈charisma〉型的個人領導魅力，主要的概念在於說明某種個人所涵攝的領導特質。這其中還包含有遠見、高度的奉獻、自信的溝通、個人力量的感召和強烈的熱情等內涵 。

在韋伯的觀點上認為，具有克里斯瑪的領導人，乃是基於領導人個人特質而來的權力，領導人之可以支配他人的權利，與領導人個人特質和意志力有關，因此信眾願意服從領導，願意摒棄自己見解，甚至願意將權力賦予這位領導人崇高地位。這是一種隨時可能產生的權力，成員藉由表達強烈的忠誠及情緒上的認同，而會帶來快速的改變。現在檢視國內三大佛教團體領導人，無論是佛光山星雲大師、慈濟證嚴法師、法鼓山聖嚴法師，三位宗教家皆具有克里斯瑪型個人領導魅力的特質 。

證嚴法師重要的是兼具的宗教情操以及帶有慈憫的母愛柔情性格有關。平時不亢不卑、慈言愛語的內蘊涵養，以及外在表現出悲智雙運、剛柔並濟「嚴父慈母」型的仁師風範，處處傳達一種安祥平靜與溫煦關懷的氛圍，塑造了一股新興的慈濟人文熱潮。對於時下的不滿情緒，轉向和諧安定的行動訴求，清淨無染的慈濟世界，開啟了人們的良知良能貢獻社會。

從管理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的角度來說，領導的本質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領導透過這種人與人的關係，把組織的方針和政策貫注於羣眾之中，並以自己的模範行為影響他人，激勵羣眾的積極性，以共同實現組織目標。另外，從社會心理學家萊溫(Kurt Lewin)的研究表明，一個領導者要實現領導功能，關鍵在於領導影響力；也就是說一個領導者在與他人交往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影響和改變他人心理和行為的能力。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人是被觀念(ideas)，而非武力所統治。統治團體支配社會大眾的主要憑藉在道德與知識的領導權(leadership)，以進而塑造社會的信念。

再從影響力的性質來探討，可分為強制性影響力和自然性影響力。前者隨著領導者所擔任的職務而來的法定權力，它是帶有強制性質的影響力。後者，自然性影響力，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威信」，這是靠領導者以身作則的良好表現行為，受到人們的敬佩所產生的威信來影響別人接受自己的思維方式，進而起到領導的作用。而領導者的風格與威信，同是由領導者個人的品德、知識、才能和感情所決定的 。證嚴法師作為慈濟組織的領導者，也是慈濟基金會的精神導師，對於慈濟人的自然性影響力，來自於證嚴法師與慈濟人的融合密切關係。
論文正文p.38-39

慈濟靜思精舍

證嚴法師常常交代出家弟子們，慈濟志業成就入世實修的大好因緣，而「精舍是天下慈濟人的家，常住師父視所有的信徒為子弟，所以要用父母心去疼惜全球回來的家人」。 靜思精舍是慈濟世界的發祥地，也是海內外千千萬萬人「心靈的故鄉 」。來此尋根溯源，見到素樸雅潔、清淨莊嚴的殿堂，使慈濟人對草創初期的艱難精神有更深入的契悟。法師訓勉弟子，要使道場清淨有道氣，當在人與人之間以無私的大愛互動，人人首要捨棄我執、我見。

1966年證嚴法師帶領弟子胼手胝足開創慈濟時，購買大殿現址，除由法師堂母贊助部分款項，其餘便以土地所有權狀貸款。除了自己的生活費外，又得維持功德會的基金，常住師父們農作之餘，必須代工編織綿紗手套。常因收入緩不濟急，屢向鄰寺借油借米，生活艱辛。1969年慈濟會員紛來參加法會，所借寺廟的大殿已無法容納，遂建大殿應用；師母又概捐部分款，不足的部分，另由四個常住師父努力墾植三甲地的農收積蓄湊足，完成大殿建築，供奉莊嚴素淨的佛像，終於有了自己的道場。精舍後來因應日益增多熙來攘往的慈濟人，歷經多次擴建較大建築，經費來源是靠銷售豆元粉、薏仁粉、蠟燭和法師的著作版權費積蓄支出，若有供養則涓滴歸公，未取信眾分文。這棟白色雅緻的建築物是個清淨、溫馨的道場，現在更是所有慈濟人的精神堡壘和菩薩訓練道場。

本文研析發現，學者對於慈濟「常住師父」(又稱慈濟志業體及慈濟志工的「指導師父」)這方面人文較少著墨。四十一年來，慈濟常住師父們依教奉行「自力更生」的清規耕讀苦修，更謹遵印順長老「為佛教、為眾生」的人間佛教精神，如今，慈濟志業對世人的奉獻廣受各界所肯定，證嚴法師的大愛精神更感召全球十方善士。而「常住出家弟子」〈皆為女眾師父〉仗履相從，一直是追隨證嚴法師推動慈濟志業的堅實後盾。同時，個個常住師父對於慈濟人(包括信眾)的親切有禮、慈悲憐憫風格，皆具傳承了證嚴法師的人文精神與法脈，凝聚眾多人士的向心力，對於慈濟人文志業發展也產生很大助力。

靜思精舍經過多次的擴建，除了方便「尋根之旅」的慈濟列車信眾回歸「心靈故鄉」住宿之外，每日早齋後整理環境，接著是「志工早會」時間，有時證嚴法師會隨緣開示〈靜思晨語〉，而志工大德們則報告在慈濟醫院服務的心得。若病人身心有問題，志工們也會請示法師輔導的方法。因此，這時段被稱為「特別門診」時間，證嚴法師的智慧和幽默往往於此展露無遺，而隨緣隨機的開示。總之 ，「靜思精舍」傳達了慈濟志業結構多重性意涵：除了是來自海內外畢至的聖地之外；還有，常住師父們以身作則，實踐力行慈濟精神的真相寫照；另外，慈濟人在這環境裡耳濡目染，洗滌塵事垢染，體悟自我本性。準此靜思精舍乃是建構慈濟人文精神與形成慈濟志業發展的基地。
論文正文p.37-38

(WenChuan Earthquake)Love is Hope!用爱撑起一片天

【中國四川大地震】
請先將右邊鋼琴音樂欄暫停！

─「慈濟川緬膚苦難 ，大愛善行聚福緣」─全球愛心活動

一、主旨：　　茲依據二OO八年國際賑災募款活動企劃案─「慈濟川緬膚苦難 大愛善行聚福緣」─全球愛心動起來活動，為使慈濟人辦理相關勸募活動有所依循，特訂定本細則。
二、活動組織：依各區四合一志工架構運作之。
三、適用對象：委員(含培訓、幕後、見習)、慈誠隊(含培訓、見習)、各慈濟志工團體(含榮董、教聯會、慈青、慈警會、環保志工、兒童精進班....等)及會員。
四、活動地點：台澎金馬地區。活動區域依四合一組隊別之區域默契，搭配行政區為劃分；若需跨區，各區請互相協調，依實際地域、人員彈性調整之。
五、活動期間：二OO八年五月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六、活動方式：
(一) 推動民眾響應齋戒：從自身做起響應齋戒，進而邀請民眾具體響應齋戒─不殺生、清除身口意的貪婪，為一切眾生發願祈禱。(無推動期間限制)
(二) 戒慎虔誠，祈禱發願：推動民眾日日祈禱聚善念，並邀請機關團體響應日中虔誠祈禱發願，讓大愛的聲波恆常迴盪於宇宙中。(無推動期間限制)
(三) 走入社區募心募款：1.以大愛一條街之精神，深入社區啟發愛心，引導人人貪念縮小到零點，大愛擴大遍虛空。
2.以「同事度」的方式，走入機關團體、學校、企業，啟發清淨大愛。(5/18-8/31)
3.各區自行安排路線，調適愛心箱募款時間，。
(四) 定點愛心箱勸募：接受受證委員慈誠放置自家商店。(5/18-6/30)

慈濟在南亞大海嘯救援行動經驗，作為四川大地震救援參考(四)

三、整合資源策略
在國外，受災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國家的慈濟志工，除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勘災，也深入市街、走入群眾，向群眾募款。包括香港、紐西蘭、加拿大、美國南加州等地都展開勸募，一位醫護志工說：「我們無法去災區服務，但希望盡一分力量幫忙。募款，也像是在救人 。」很能代表慈濟人的心聲。

如何將大量物資正確而快速地送抵災區，是賑災工作中重要環節。也就是後勤支援前線，愛心動線通往南亞。從2005年元月四日到元月下旬，慈濟海空運四千頂帳棚、兩萬一千七百二十二件毛毯、兩千噸白米等物資前往斯里蘭卡與印尼等重災國，慈濟國際人道救援會扮演重要功能。透過後勤支援與前線發放的密切配合，各界資源匯集成長河，往南亞源源遞送。

災區一群慈濟志工表示，證嚴法師指示：「自己喜歡吃，才能提供給災民享用，就是真正用心。」因此他們常隨身攜帶食品包請人試吃，從中檢討改進。而除了現有「黃豆糙米飯」及「桂圓糯米糕」兩種口味，他們將再研發玉米粥、罐頭等即食食品，供災民選擇。

在衣物、居住、行動方面，救援會成員陳秀娟說明，要配合災區狀況準備。例如南亞天氣炎熱潮濕、日夜溫差大，災後乾淨水源難求、疫情蠢蠢欲動，因此淨水器、消毒物品、毛毯、包裝衛生的食糧必然需要；帳棚特別設計防曬、防水，並且加大窗戶以利通風，總共送出四千頂。相關事項得力於慈濟志工們的調度、協調。
慈濟志工陳秀娟表示，無論是船運或空運，運載空間均有限，所以要慎選項目，將災民最急需的送往。此次許多善心人士主動向慈濟表明要捐贈物資，救援會採取「先登錄、再評估」的做法，避免造成物資浪費或囤積，反而辜負了捐贈者美意。此次物資能安全且快速抵達災區，陳秀娟特別提及，志工曾兆廣在斯里蘭卡與印尼兩國均有商務往來，提供倉儲、報關等方面的協助 。

四、安身心造願景

證嚴法師對於國內、外賑災工作仍以一貫作風親自坐鎮指揮、面授機宜─安身心．造願景。2005年一月，接見慈濟印尼分會的執行長和副執行長，回台報告亞齊地震及海嘯的災情，從他們的描述和相片、錄影帶的呈現，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一望無際破碎的災區，屍橫遍野，倖存者雖然幸運逃過一劫，但往往與親人天人永隔，活著比往生者更慘，這些「災後創傷症候群」承受著心靈的磨難。到底，要如何協助這些人生活下去？

本文分析，當法師瞭解災後情況仍本著慈濟「五管齊下」(急難發放、義診醫療、安心、安身、安生)賑災原則，但更進一步指示五項救災應變策略：第一，急難發放；已經投入急難救助，還要持續；慈濟人進入災區看到有些屍體沒人扛，他們也幫忙扛屍體。醫療義診也要趕快進行，往生者已矣，存活的人滿身是傷病，「慈濟人醫會」就要發揮良能；這個部分也已經進行，同樣要繼續。第二，要義診醫療；因為災區有許多屍體，當地氣候又非常熱，擔心瘟疫發生，所以要他們趕快設法先做消毒工作。

第三，安心；接下來就是安頓災民的生活。災民們流離失所，卻頂多只拿到海灘式帳棚，因為災民們起碼要在帳棚裡住個一年半載，才能復建房屋，海灘式帳棚難以持久，應該要給災民房屋式的帳棚。於是，立即行動送去三千七百頂房屋式帳棚。

第四，安身；再來就是永久住屋復建。海嘯一來襲捲一切，即使是有錢人，也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要為災民做長期規劃，重建房屋。這就是「五管齊下」。「五管齊下」當中，安心、安身也安生。急難發生後，一定是緊急給予生活急需品，還有就是肢體、語言的撫慰陪伴，這都是「安心」；療治身體，給他一個先安頓下來的中途之家，就是「安身」的房屋式帳棚。

第五，安生；接著還要建立永久的建設──慈濟村，村裡將有醫療所、學校、養老院等等，這是他們世代都要住下去的地方，是永久的。他們永久的家園蓋起來，他們就能真正「安生」，恢復過去正常的謀生與生活，如同抵達「寶處」。這就是慈濟在亞齊的援助。

有些社會人士質疑，從新聞報導上，可以看到某些國際援助組織宣佈援建款項已經足夠，為什麼慈濟人還需要持續募款？本文分析慈濟規劃，一戶永久居住之大愛屋預計需新台幣20萬元。慈濟要給災民的是世世代代居住的永久屋，滿足災民基本的生活條件。慈濟人盼將心比心來思量，不僅僅是單純的空屋，連週遭環境也要妥善規劃，以造鎮成村。目前印尼、斯里蘭卡已經有至少4000戶的援建計劃，所需經費至少10億新台幣以上。驚世的災難，全球三十國近八萬人次志工愛心動起來，然活動、資源的主力仍以台灣，期望「有形的物資前進南亞膚慰災民，無形的福氣留在台灣」。

預計建造永久住房，一棟要價臺幣二十萬元？有人會認為其造價過高，證嚴法師說，這是讓他們世世代代都能居住的，而且整體營造也都設想周全。大家如果有疑問，可以到雅加達看看慈濟村是怎麼蓋的；同樣的，我們要在亞齊蓋的就是這樣。法師表示：
慈濟對災民的援助，每一分錢都是用在刀口上；一團一團的賑災人員出團，每個人都是自掏腰包付出，而大眾捐獻的錢，點滴不漏都是用在災民身上。不論是斯里蘭卡或印尼亞齊，災民們都非常感恩。因為有慈濟人到當地，為他安心、安身，然後把他們從心靈的封閉世界拉回來，讓他面對現實人生，很多人經過輔導也願意投入當志工，化悲慟為力量。這種心理的撫慰和永久安身、安生活的建設，我們都很用心在付出。希望大家能多了解，大愛臺的新聞報導不能不看，因為現今媒體似乎已經把這件事淡忘了，然而我們要做「為時代作見證」的人，我們關懷的腳步還要繼續 。

本文探究，南亞援建大愛屋的模式，以慈濟人視為己家的理念而造。是擇在位置安全、產權清楚、水處理無礙，具生活機能、交通便利之地援建住屋，千戶之集村，都規劃同時興建醫療、學校、社區中心等生活機能，兼顧醫療教育與生活機制。係採取整體土地改良，以及建物安全性、永久性的「慈濟村」為其考量重點。

自2004年南亞地震海嘯，慈濟援助南亞初期階段援助計劃，於印尼蘇門答臘島(Sumatera)亞齊(Aceh)，援建住家、學校及公共設施。2006年12月16日，亞齊慈濟大愛村的三所學校舉行啟用典禮。另外，關懷貧困村落的居民，慈濟印尼分會與西雅加達政府合作「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劃」，幫助卡里德拉斯(Kalideres)鎮卡馬爾(Kamal)區的居民重建房屋改善居住環境，也在該年同時舉行動土典禮 。一方面，慈濟援助南亞中長期階段之賑災方向的計劃，為(1)印尼中長期之賑災方向，將以美拉坡(Meulaboh)、亞齊(Aceh)等重災地點為主， 目前已經確立的方向有：(2)斯里蘭卡中長期之賑災方向，將以重災地漢班托塔(Hambantota)為主。仍以慈濟五項救災策略(五管齊下方式)進行援助行動。(請詳附錄表四)
論文正文p.71-74

慈濟在南亞大海嘯救援行動經驗，作為四川大地震救援參考(三)

針對南亞賑災，證嚴法師言及將採取「五管齊下」，依急難及中、長期救濟，提供「安心、安身、安生」之全面照顧；在重災區印尼亞齊，印尼慈濟人承擔當地所有賑濟重擔，不斷地在印尼當地推動舉辦茶會，啟發當地企業家愛心投入災區，除了三千七百頂帳篷從台灣送達，三千戶大愛屋援建計畫，應該也要由台灣方面承擔。而永久屋以一戶二十萬元〈新台幣，下同〉計，則印尼亞齊加上斯里蘭卡之造屋費用，將高達八億元 ：

證嚴法師對於南亞海嘯乃本著賑災原則來企劃與執行，並重申叮嚀慈濟人落實災民的援助與關懷。但因爆發在印尼亞齊省的地震強度達芮氏規模9.0，相當於一萬六千顆原子彈的威力，比台灣的921地震要大256倍，為本世紀罕見最大的地震。所引起的海嘯更波及十二個國家，受難地區涵蓋非常廣闊。準此，賑災行動雖仍秉持「三階段六大原則」，但視這地區災情大有不同而予以擴張，乃是必須具體做到涓滴無漏為原則。底下為三階段之初期及六大原則的實施辦法：

1. 直 接：志工與專業人員直接深入災區，查訪災情；依災民需要直接籌集賑災物資；並動員志工依實地訪查確認之災民名冊，直接將物資親手交到災民手上，表達真誠的關懷與祝福。
2. 重 點：遼闊的災區無法全面兼顧，因此選擇受災最嚴重、或最缺乏外援的地區，集中有限資源在最需要的地方、發揮最大功能。
3. 尊 重：尊重與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宗教、文化傳統。以朋友的立場去協助，並顧及對方尊嚴；不論衣物、糧食、醫藥或住房等均注重品質，當成自己要用的來考量；並以感恩的心，雙手將賑濟物資奉上。
4. 及 時：依災難發生的實際情況，把握時效，採取勘災、蒐集資料等行動；並在最短時間內完成評估，以最快速度備妥物資給予援助。
5. 務 實：實地了解災區最迫切的需求，提供最適當的援助；務必可行、有效、快速，讓一分救助達到多重效果，不使救濟資源作無謂的浪費。
6. 效率：是以直接、重點方法給予，依照各地區不同災情而定需求的輕重緩急來思考賑災步驟，分為緊急(初期，第一時間)、中期、長期「三階段」思考援助方案。

慈濟的賑災原則，也就是慈濟人的發放，務求親手送到，就像親人有難前往關心般，給予尊重與感恩，一來是不忍心，二來也避免物資未經規劃發放，反而造成紛爭，或真正需要者無法受助。而慈濟人每次出外賑災，都堅守不談政治、不傳教、不宣傳和自付旅費的原則。避免被誤為傳播異國宗教信仰和文化色彩。
論文正文p.70-71

慈濟在南亞大海嘯救援行動經驗，作為四川大地震救援參考(二)

二、 賑災策劃執行
慈濟強調「使命與目標」，使命即主要的大方向，要能引導出具體可行的目標，目標可分為短程、中程、長程。有清楚的使命和精確的目標，可讓工作同仁知道自己和機構的貢獻在那裡。「使命」的界定要考慮機構本身的能力﹙人力、財力﹚和優勢和外界社會需要，想想自己的條件和優勢要運用在那裡，可發揮較大的力量。「使命」是永存的，甚至是負有神聖任務的，目標是有階段性的，必要時還可以修改。「使命」應是具有前瞻性和正面的建設性，能持續和系統地發展出可行目標，讓人有投入感。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機構和第三部門，經營之道是以「使命為是」，管理是靠「使命」的凝聚和引導，而不是以「利潤」為出發點，不靠「利潤動機」的驅使。

世紀性的大災難，復建不是短期的事，慈濟的賑災工作。因此一團一團接力，以跑馬拉松的精神持續下去，希望讓災民感受到他們的關懷、真誠的愛。同時掌握「直接、重點、尊重、務實、即時、效率」的原則，分為「初期、中期、長期」三階段，以「急難發放、義診醫療、安心、安身、安生」五管齊下為具體方式。

在證嚴法師指示下，賑災活動企劃管理乃是一種分析、規劃、執行及控制的一連串過程。以就近關懷傷患為主，持續提供熱食並展開義診。而慈濟本會則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全力彙整災情資料做為評估，以決定後續援助行動。台灣慈濟義診勘災團出發前往斯里蘭卡，此國成為慈濟全球人道救援的第六十個國家。同時，立刻成立TIHA〈Tzuch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ociation〉「慈濟國際人道救援後勤支援組」的協調中心，主要由食、衣、住、行四個小組組成，負責協調各項行動。

海嘯發生前，慈濟即在雅加達興建一千一百戶的慈濟大愛村，還有多次大型物資發放，故與當地政府及軍方已有高度信賴與默契，因此向印尼總統報告後，隨即指示，由軍機運送十二噸賑災物資前往亞齊災區，包括棉被、食物及藥品等。南亞各地災情陸續傳回台灣，隨著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證嚴法師的心情益發沉重，感念「天下有難，匹夫有責」，為加快腳步，隨即發起募心募款活動，盼能啟發世人愛心與善念以消弭災難。

街頭勸募活動最重要是「募心」，慈濟為喚起大家虔誠戒慎之心，將愛心啟發出來，於是號召全球三十國近八萬人次志工總動員，此項募心募款活動從2005年1月1日持續到3月31日，慈濟人把自己化為微塵，付出心力與愛。台中一位慈濟志工表示：
上天好像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愛別人，應該要好好保握，不必等著愛向我們走來，要及時付出，鋪出一條道路走向苦難的人。無論募款金額的多寡，我確信在勸募箱裏裝了滿溢的愛──有著企業老闆的愛、外國朋友的愛、市井小攤販的愛，還有憐惜眾生的愛 。

全球慈濟人如火如荼地展開「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募心募款活動。在國內，如陽明山公園入口、捷運站、菜市場、東區喧鬧的街道，慈濟人不論身份、地位、年齡，手捧愛心箱向過往行人呼籲，為南亞海嘯後的苦難蒼生，募集愛心。

災區的救難工作，隨著時間的延展而有階段性的差異。初期來說，印尼與斯里蘭卡皆以急難發放與義診安心為主。印尼中長期賑災方向，以美拉坡〈Meulabon〉、班達亞齊〈Aceh〉等災區為主；主要援助重點分為大米發放、建立安身帳篷與安生大愛屋兩點。斯里蘭卡的中長期賑災方向，以重災區漢班托塔〈Hambantota〉為主，主要援助方向分為大米發放、建立安身帳篷與安生大愛屋、每日個案訪視三點。

南亞大地震釀成巨大災難後，全球慈濟人即投入災後援助行動，截至2005年底慈濟重要救援行動 ，除有醫療團在斯里蘭卡為災民義診，並緊急援助斯里蘭卡三百頂帳篷外，在印尼的亞齊及棉蘭的機場則設有關懷站，針對受難災民發送物資及應急金，並安排專機協助窮困災民至棉蘭依親。慈濟投入南亞災區重建工作，無論是時間或經費都將是漫長之路、龐大付出。
論文正文p.68-70

慈濟在南亞大海嘯救援行動經驗，作為四川大地震救援參考(一)

四川汶川十二日發生七點八級大地震，目前已造成近萬人死亡。茲將慈濟在南亞大海嘯救援行動(本文論述)先行披露以供參考，並呼籲各界基於人道精神，把握黃金72小時積極投入解救生命及救援賑災活動。

第三節 慈濟國外援助案例─南亞海嘯
由於台灣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經濟快速成長，台灣慈善組織在1980年代起逐漸增加與發展，更具有組織化地關懷本土及海外弱勢者。慈濟基金會在1991年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已突破傳統封閉思想走入國際社會，在不涉及該國政治人權問題下，開展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以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型態提供鉅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從事災區重建、環保衛生、醫療保健或教育安養等工作，在人道救援議題與組織運作上，彰顯輝煌的成果與表現，獲得不少殊榮。本節解析慈濟南亞海嘯賑災活動情況，藉以探討其在國際援外策略、意義及效應。

一、 南亞海嘯賑災行動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北蘇門答臘島西部外海，上午八時發生芮氏規模九強震，引發大海嘯，十公尺高的巨浪以時速八百公里在印度洋上翻騰，從鄰近的南亞到五千公里外的非洲東岸，十二個國家受災；已知至少二十二萬死亡、兩萬七千人失蹤、數百萬人無家可歸。地殼劇烈變化，海水互有消漲各地的生態與人類的安危受威脅，聯合國祕書長安南稱之為「前所未有的全球災難」，在二○○四年的結尾，畫上血紅的驚嘆號。(詳見附錄圖三，南亞地震海嘯位置圖)

本世紀最大的地震，爆發在印尼亞齊省，災區的重建，是一場長期的愛心動員，200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全球慈濟人展開街頭募心、募款的「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慈濟人投入的情況，即大洋洲(紐西蘭、澳洲)、美洲(加拿大、美國、阿根廷、巴拉圭、巴西、聖馬汀、薩爾瓦多、多明尼加、瓜地馬拉)、亞洲(台灣、香港、泰國、汶萊、馬來西亞、日本、菲律賓、印尼、越南、新加坡、約旦、土耳其)、歐洲(德國、瑞典、奧地利、英國、法國)、非洲(南非、賴索托)。包含台灣，和動員全球三十個國家慈濟志工參與募心募款，略述賑災情況於下：

〈一〉南亞海嘯災區

南亞海嘯災區包括：(1) 印尼亞齊省，災情最慘重的地區，保守估計有十七萬人死亡，佔海嘯總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三以上。(2) 斯里蘭卡，強震引發超過十公尺的巨大海嘯，距震央千里之外的斯里蘭卡，竟成為罹難人數僅次於印尼的重災國。(3) 馬來西亞，沒有颱風、沒有地震，是個最安全的國度。但這場海嘯改寫了一切，馬來半島北部的檳城州、吉打州、霹靂州受災，六十八人死亡、六人失蹤、兩百多人受傷；沿岸村落八千人無家可歸，分散至十六個救難中心暫住。(4)泰國，南部沿海包括普吉島在內的六個府，死亡人數高達八千多人，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舉世聞名的度假天堂，瞬間成了人間煉獄。

本文探究，印尼亞齊及斯里蘭卡長期的內戰、內亂，造成社會的混亂不安定，增加對賑災志工安全之考量，而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更讓慈濟覺得任重道遠，慈濟人用愛膚慰以愛化災。受災範圍如此大，交通受損中斷，援助本即不易；而援助地區非邦交國家，亦需要多方溝通、尋覓進入援助的管道，務求落實慈濟的國際賑災原則。

在這項驚世災難中，誠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這有史以來最大的海嘯，速度、威力和波及範圍，深深打動了世界的良知。」全世界的愛心齊聚災區，以實際的援助行動與捐輸，為2005年揭開序幕。慈濟志工災後立即深入印尼、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的重災區，提供災民緊急醫療、民生物資、心理關懷，承諾受驚的災民：「明天，我們還在。」災後第八天，志工開始整地，趕工搭帳棚，同時規畫興建大愛村，長遠的復建工作已經展開。印度洋大海嘯估計有五百萬人受災，全球五分之二的貧窮人口居住在這裏，滔天巨浪不只奪走人命，也毀了無數貧困家庭的生計。

〈二〉國內援助行動

慈濟發起「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全球愛心動起來」運動，讓大愛前進南亞，讓真情膚慰災民，一念善心一份愛，一份善款一份情，大愛化解大災難，重建災區救災民。證嚴法師呼籲災區的重建：「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愛心動員。天蓋之下，地載之上，全球都應懷抱愛的使命，積極投入這世紀性的救援行動。台灣無以為寶，以愛為寶，你的愛心也要不落人後」。

本文分析，慈濟展開援助南亞災難的實際行動意義與策略，有以下幾個階段 ：
第一階段，在海嘯發生後第一時間內(2004.12.26)，趕到災區進行救援。在災區進行勘災發放、供應熱食：炒米粉、乾糧、麵包及飲料，並發放應急金予罹難者家屬；同時聯絡中央醫院行動中心，取得最新災情消息，亦留下分會聯絡方式保持後續聯繫。證嚴法師指示志工以就近關懷傷患為主，而慈濟本會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全力彙整災情資料，做為評估決定後續援助行動計畫的參考依據。

第二階段，台灣慈濟勘災義診團於台北時間2004.12.29日下午出發，取道新加坡與當地人醫會醫師會合前往重災區漢班托塔(Hambantota)，成員包括醫護、行政、志工、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同仁、外界媒體共計36人；醫藥物品則以生理食鹽水、抗生素、止瀉藥品為主，約二噸重，並準備簡單的檢查儀器，收集疾病資料，為長期醫療支援做準備。除了醫療義診外，慈濟也已準備三千件屍袋、八千件毛毯送往印尼亞齊災區，另有一萬兩千件毛毯。而慈濟教育志業體包括小學，中學，技術學院和大學發起一日捐活動。

第三階段，證嚴法師(2005.01.02)發起援助南亞災民的勸募活動，正式在國內展開，全省有超過一萬兩千位志工站在寒風中，募心募款。另外，在海外的慈濟人亦在當地紛紛發動街頭勸募活動。

第四階段，第五批斯里蘭卡賑災義診團，由大林慈院林俊龍院長帶領30位團員，共帶52箱醫療器材啟程前往斯國；義診團不只進行醫療往診的撫慰救助行動，還肩負起發放及搭建帳篷的使命，全方位的救災行動繼續不間斷幫助災民們重建家園。總計第一時間已出動五批賑災義診團。

第五階段，慈濟基金會正式宣布將以物資發放、義診、安心、安身、大愛屋等五管齊下的方式膚慰南亞災民創痛，以重災區印尼亞齊省首府班達亞齊及斯里蘭卡東南部城市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為援助重點。隨團出發的網絡資訊組也架構網絡通訊設備，讓志工們可以在第一時間內將資料透過衛星上傳台灣慈濟本會，以便於第一時間了解災區狀況，提供災民最迫切的需要及幫助。

證嚴法師表明，慈濟人選擇上街頭勸募的意義，第一，物資進南亞，福氣留台灣：街頭勸募，最重要的是「募心」，為喚起大家虔誠戒慎之心，將愛心啟發出來。第二，恆持愛灑，淨化人心：大型募款只是開端，因為重點仍在持續不斷的以此救援行動轉化成倫理教育的目的。

慈濟教育志業體系，慈小、慈中、技術學院至慈大皆會合響應，孩子們自動自發地跟老師與校長，捧起愛心箱至大街小巷做勸募。慈中歐源榮校長表示，對於孩子們，街頭勸募也是一種教育方式，知道國際間有苦難，從實例中深入地理知識，也經由老師講解這些國家的背景而了解現代史，且由災民的苦難示現，能讓孩子們將心比心，為災民盡一分心力，所以這是難得的機會教育。
論文正文p.66-68

證嚴法師與靜思精舍

相關慈濟基金會組織架構之說明〈另詳附錄圖一〉，業經多數研究者著墨，筆者毋庸贅述。慈濟自合併建立起四大志業體，其基本特性不但擁有一個具體的形式，已指涉自身之外的事物，而且可以被大多數人辨識其機構符號之內涵，以及在社會文本中之定位。筆者研究認為，其成功背景不可缺少的具備如下幾項重要因素，況且其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和具體意義，亦藉此了解其形塑文本脈動：

〈一〉證嚴法師與靜思精舍

1.　證嚴與常住法師
1966年，有四個年輕的原住民從花蓮豐濱走了七、八小時的山路，抬著一個小產的山地婦人到一診所求醫，由於繳不起醫療費與保證金，又被迫抬了回去。不久，也到診所探病的證嚴法師，看見婦人所留下的一灘血，非常驚愕，因不見病人，不知到底是活還是死？此時此景引發法師悲痛與憐憫。

法師突然頓悟到佛教一句話：「千手千眼觀世音，救苦救難活菩薩」，假如每個人都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心腸，那麼五百人散播在社會各個角落，不就有千手千眼可以及時救苦救難？於是一個不同於傳統佛家小乘修行的意念，要組織一個五百人的團體，成為一尊活生生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以大乘利他的出世精神來作入世的濟貧工作。

　　1966年一個濟世團體的雛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就在法師與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信徒的願心下組織起來了。最初的作法，是由四名弟子和兩位老人家，每人每天加工增產一雙四元的嬰兒鞋；法師利用屋後的竹子，鋸成三十個存錢筒，發給信徒一人一個，且堅持要他們每天存進五毛錢。而三十位信徒，則是在不影響生活的情形下，每天節省五毛菜錢，以作為急難的救助金。

一樁艱辛、偉大的濟世工程就這樣默默地開展了，那年法師二十九歲，距離正式出家，也只不過四年光景。此時，有許多信眾要求皈依，法師為了讓慈濟功德會能招募更多有心的會員，提出兩項基本條件：一、要皈依的人必須做「慈濟功德會」的會員；二、皈依的會員，要實際負起「慈濟功德會」的社會救濟工作。即是要求弟子們「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即皈依法師就要跟隨法師立志做好慈濟。

法師素修苦行，與常住弟子抱持「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精神，日出而作，日落不歇；自力更生，不受供養，三餐粗茶淡飯，生活拮据，雖身患隱疾，猶意志堅定以佛陀的殉道精神身體力行，不畏辛苦南北奔波。縱然病發，乃精進不懈勇往直前。
論文正文p36-37

慈濟發展成功的理由及條件

二、慈濟發展成功的理由及條件
本文分析出慈濟發展的成功進程，有幾個關鍵期：1979年開始推動醫療志業，發起籌建「慈濟綜合醫院」；1980年1月向省府申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得立案通過；1980年10月前總統蔣經國先生蒞臨慈濟靜思精舍，指示花蓮縣府設法協助建院用地問題，促成1981年9月「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籌建委員會」正式成立；1983年2月慈院第一次動土典禮，由前省府主席李登輝主持；1986年8月「慈濟綜合醫院」順利落成啟業。類此階段性策略成就了往後推動志業活動的順暢且聲勢更加浩大。
表三之二 四法四門(四合一)新組織建構組織架構圖(略)

慈濟基金會組織的特質（如上，表三之二），乃建構在於基金會會長證嚴法師為最高精神的統馭之下，透過組織結構的設置，賦予「慈濟志工團體」、「基金會志業中心」、「四大志業體」等三大部分權責做為國內外組織運作主軸，掌舵所有慈濟會務；另外也設有海外分會、聯絡處推動慈濟志業。2004年又推動慈濟志工「四合一」〈合心、和氣、互愛、協力〉新組織架構，又稱「四法四門四合一」、「立體琉璃同心圓」。也就是將重要的「慈濟志工團體」部分，再度加強編制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四個組隊新架構。這是為了因應每年新增數千人加入慈濟的群組活動，希望滿足個體發揮功能，分工而合心，讓每個人都有展現才華的機會。

本文解析，包括慈濟志業體和國內、外之志工團體，新組織建構四法四門(四合一)的特質是其「組(隊)」分別為：(1)合心〈總持門〉，法旨為總一切法、持一切善，職掌功能為傳承，關懷；(2)和氣〈和和門〉，法旨為和聖賢心、合菩薩道，職掌功能為佈達，拱橋；(3)互愛〈觀懷門〉，法旨為內觀自在、懷抱眾生苦，職掌功能為規劃，通道；(4)協力〈力行門〉，法旨為力行諸善法、行遍人間道，職掌功能為執行，動員 。所謂「組(隊)」，則「組」為女眾，單具慈濟委員身份；「隊」為男眾，雙具委員和慈誠隊員身份，合稱「組隊」協同營造社區活動的人事主軸。〈另詳附錄表二〉

證嚴法師說明，建構「四合一」的特質，有如「立體琉璃同心圓」的圓球體組織架構：「佛陀說眾生平等，慈濟也是提倡平等觀的道場，人人都是人間菩薩，我們都很平等。但是團體一定要有組織架構，這個架構是一個圓球體，而不是像金字塔一樣有層級。」，「琉璃」是透徹清淨的，就像東方藥師佛的琉璃世界，是最清淨無染的。整個「四合一」的結構性意涵，在於使「四門」的合心、和氣、互愛和協力組隊編成同心圓，雖然各有職掌功能〈合心傳承，和氣佈達，互愛規劃，協力執行〉，但如一圓球平等運轉，環環相扣，共同達成使命。

證嚴法師更將這圓球體組織管理架構的四種法門比喻成一棵大樹，這棵樹的樹椏生長多廣，根就有多廣。「合心」就像這棵樹的樹根，接近大地，吸收土壤中的養分；「和氣」就像樹幹一樣，「互愛」像樹椏伸展出去，「協力」則如嫩枝上的葉子。「樹」是總名，樹的不同部位各有功能，合心傳承，和氣佈達，互愛規劃，協力執行。合心由師父這裡吸收法乳法髓，往樹幹傳承；和氣將之佈達給樹椏；互愛接收之後規劃統整，交由枝葉的協力去執行轉化養分的任務，讓整棵大樹生生不息。證嚴法師希望以「由下而上」的組織型式來管理運作。

本文研究發現，2004年慈濟組織文化轉型策略，其條件乃是依靠慈濟擁有志工組織豐富的資源，除了龐大的志工團隊外，如慈濟各種大型活動的推動所需的人力、物力與經費都由志工自行承擔。迄今慈濟志工團體「四合一」新組織架構進程的第三年，重點仍放在「協力」組隊是目前慈濟基金會推動「落實社區」的執行單位，也是進入慈濟志工的的第一關卡；它分佈於各都會區之分會或連絡處。按照制度上「合心、和氣、互愛」等組隊長和成員仍須回流社區，歸入「協力」組隊襄助護持、共同參與社區活動，並沒有科層管理之分。但有社區由於侷限於「地緣」關係，所劃分的區域志工人數及運作經驗不足，又得不到組隊跨區的協同支援，反倒必須藉由宗教處「由上而下」介入策劃促動。事實上，社區志工人數分配不均，面臨必須自行配合組織增員擴編壓力，普遍出現倦怠、鬆緩與被動狀況。像這些則成為慈濟組織轉型後的破裂、差異現象之一。

由證嚴法師親自命名的「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於2005年元旦正式啟用，將慈濟廣電與平面媒體結合在一起，其意義在於期勉慈濟同仁藉由人文志業中心內最新的傳播科技，在社會上推動感恩、互助與互愛的人文。建造這棟「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有四分之一的經費，來自環保回收的善款。如證嚴法師所說的「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證嚴法師在2005年一月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啟用之日向慈濟人開示：人文志業中心啟用了，確立穩固的精神、慧命磐石。慈濟四大志業發展完備，從四十年前開始的慈善志業、第二個十年的醫療志業、第三個十年發展教育志業，第四個十年的人文志業，至今將屆圓滿。台灣是慈濟的發祥基地，以四大志業為一體、八大法印為功能，企圖將大愛精神、慈濟種子撒播全球 。
論文正文p.34-36

慈濟成立時的台灣社會背景

一、慈濟成立時的台灣社會背景
1949 年 12月 7日中國國民黨治理的中華民國政府棄守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這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撤退，大批軍民陸續進入台灣，一時人口驟增，帶給台灣社會更大的壓力。終戰之初，台灣人口僅600多萬人，但從 1946 年到 1952 年的7年間，台灣共增加了約200萬人，其中僅1949年到1950年的大逃亡就進入了軍民約150萬人。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台灣一時承受極大的經濟壓力。人口開始大增的 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6 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終戰之初的 7000多倍。令人難以忘懷的「四萬元換一元」的新台幣發行[1]，也在此時開始隨國民黨政權流亡進入台灣的大批軍民，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對台灣社會結構造成重大的影響。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移治台灣，帶來150萬左右多元族群與移民的中國各省人民，以從事軍公教職業的人口為主，這批晚期移民過去都被稱作「外省人」，他們對現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外省人與本省人早期在語言、生活風俗、政治社會活動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本省人常以「蕃薯」比喻自己，而用「芋仔」來稱呼外省人。在短期間移入台灣的大陸人儼然成為一大族群，加以國民黨政府的各機關要職仍以大陸人為主導，位居要津。再加上眷區眷村等族群隔離政策的施行，使得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與本省人產生隔離。除了人口的壓力、族群的問題之外，對台灣產生結構性影響的，應該是政治、經濟性質的改變。

自二二八以後，無法一時彌補的族群間的矛盾，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漸淡化。台灣人民由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分批移至台灣。各種不同族群的歷史經驗都應融入台灣歷史之中，成為台灣人民共同的歷史文化資產。如此，二二八事件的傷痕、族群的衝突、階級的差異，都可在相互體諒、瞭解對方心情之下，共享成果，而逐漸打開心結；在珍惜台灣歷史文化遺產的共識下，愛惜台灣。經過數十年的社會互動，台灣已有無數的本省、外省通婚所生子女，一點也不為過，因此多元族群、族群互動頻繁、移民社會是台灣社會發展的特色。

法師所思考的台灣，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砲聲遠去，日本政權遠去，而來臨的是，社會的蕭條、人民的貧窮，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一切百廢待舉。此時，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從1951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間，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當時1966年台灣一千三百萬總人口中，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以維持政經穩定；對災害救濟、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以軍人、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

本文研究出慈濟成立於1966年，乃在國民黨政府政治隔離政策的施行之下，台灣人民尚正處於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的隔閡。除了人口的壓力、貧富懸殊、族群認同的問題之外，弱勢群工作不易，生活低收入、貧病殘障等缺乏妥善照顧，政府社會福利政策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叢生導致政府的失靈[2]。此刻，慈濟慈善組織適時地產生，彌補了政府福利政策不足，照顧起弱勢族群；又慈濟倡導「祥和社會」的理念也獲得廣大羣眾的認同與支持，使得台灣社會產生極大的結構性影響與價值意義。

1980年代中葉之後，台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快速成長。對土地關懷，自然會對人產生關懷。原住民文化也受到尊重，並且重新檢視台灣歷史，去除漢人沙文主義，以平等的史觀重新改寫台灣史。不只重視原住民的權益，弱勢族群、性別問題也都平等相待[3]。

慈濟除了彌補政府失靈之外，內部恆持、蘊釀一股關鍵能量，即擁有如堅強的組織團隊：一為慈濟基金會〈慈濟功德會〉符號奠基、二為精神導師──證嚴法師的特殊個人魅力、三為培養出行動主體──忠誠的慈濟志工。這三者關係密切，構成慈濟堅固的志業磐石。換言之，證嚴法師的領導風格，和慈濟志工的集體忠誠特質，用韋伯〈Max Weber〉的看法來說，就是內蘊而成一套「世界圖像[4]」(world image)而不斷擴展版圖，也就是慈濟人所謂的「慈濟世界」，它形塑出宗教組織文化以及所產生的慈濟效應，也成為其發展的理由及條件，促使台灣社會結構性極大的改變。
[1] 政府在民國38年發行新台幣(4萬舊臺幣換1元新臺幣)，並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穩定金融。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從民國七十年代開始，推動金融的自由化，使資金的往來更加方便自由。
[2] 所謂「政府失靈」，Weisbrod, Burton A.認為是政府提供的集體性財貨或服務無法滿足部份人民需求的現象。非政府組織乃為彌補政府功能之不足而存在，成為政府部門以外的集體性財貨(collective good)供應者。非政府組織具有自發性、創造性及彈性，較能滿足民眾的需求，並有效提供各種服務。
[3] 台灣歷史協會http://www.twhistory.org.tw/
[4] 「世界圖像」是指對於實體(reality)、秩序(order)以及終極關懷的看法，它是一套解釋生命意義的邏輯結構。用Weber的話來說，是因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有如鐵軌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而在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才得以推動人類的行為。」(康樂、簡惠美、王順民，1999)
論文正文p.32-34

慈濟在台灣發展成功的理由與背景及條件

第二節慈濟在台灣發展成功的理由與背景及條件

1966年的世界，美國青年反對越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的台灣，美援終止第一年；為吸引外資，在高雄成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每一百人有一具電話；私家轎車突破一萬輛；台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相較於二十年前終戰後的赤貧，1966年的台灣，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時刻，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需要援助。慈濟正巧出現於美援終止的次年，意謂這塊土地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在台灣現代慈善史上，是一個象徵起跑飛躍的光點。

1966年慈濟慈善組織雛型發祥於地區偏遠、人跡稀少的花蓮新城鄉「靜思精舍」。靜思精舍是慈濟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和耕讀苦修「常住師父」們的女眾道場；一甲農地是他們自力更生、落實理念的清淨道場。也是早期慈濟志業中心所在，掌理全省慈善工作的行政樞紐，同時是慈濟人的心靈故鄉與精神堡壘。初期，簡陋素雅的靜思精舍、以及莊嚴清淨道場的氛圍，塑造了與眾不同的慈濟人文。慈濟成功之處莫過於法師個人的修持、自居「弱勢團體」謙卑低調的行善風格和宗教大乘利他精神的訴求，這些法師個人條件處在當代社會中格外地受人矚目和打動人心。因此，慈濟能夠在台灣社會發展成功，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殊意義；底下，首先解析慈濟在當代的歷史背景，繼而探討它成功的理由與條件。
論文正文p.31-32

推動「與地球共生共息」─克己復禮、民德歸厚及全民減碳運動(2007年)

17.回歸「竹筒歲月」運動、成立「慈濟宗」傳承佛陀精神、靜思法脈(2006年)

慈濟走過四十年，四大志業依循佛陀的教化。證嚴法師表示──慈善志業：志為菩薩，守護眾生；醫療志業：志為人醫，守護生命；教育志業：志為人師，守護慧命；人文志業：志為人文，守護道德。慈濟教育志業體畢業典禮，法師強調「教之以禮，育之以德」的理念，展現人文之美。

證嚴法師籲慈濟人「回歸竹筒歲月」運動。期許慈濟人傳承佛陀精神、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靜思法脈，內修「誠正信實」清淨心；慈濟宗門，外行「慈悲喜捨」菩薩道；守志、守戒、守心、守德。[1]

2006年12月16、17日的「慈濟志業體同仁精進二日」活動中，聚集四大志業體主管、同仁等八百多人參與，證嚴法師宣佈成立「慈濟宗」的立宗。並提起「立體琉璃同心圓，菩提林立同根生，隊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薩道」這個名相，是要讓慈濟人更清楚「四法四門四合一」的組織架構，希望透過此架構的落實，能使慈濟的組織制度更鞏固、更健全，讓龐大的慈濟團體能千秋百世。

證嚴法師指出：「常有人問慈濟人到底屬於佛教的哪一宗派？四十年來，慈濟的法門已經很明朗，因為與眾不同，所以吸引許多國家的學者來台灣以慈濟為題作研究、寫論文。慈濟的腳步在台灣穩定後，要踏步往國際發展的時候了。所以在座的海外幹部們，全球五大洲都要扛在身上，你們的使命與責任要更重了。不要只侷限在華人，更要結合當地主流社會人士，不要錯過任何外國人，要淨化人心、接引人間菩薩速度才會快」[2]。

18. 推動「與地球共生共息」─克己復禮、民德歸厚及全民減碳運動(2007年)

證嚴法師表示：「克己復禮」的時代意義期待人人都能從──「克己」、「知足」、「知止」的理性節制，進而發展成「好禮」、「尊重」、「利他」的人文素養。慈濟「克己復禮」，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克己。「克己」，應該要從自己做起，要好好淨化自己的身心，想想自己有沒有迷失在現在紛紛擾擾的生活中？自己待人處事有沒有失禮呢？

證嚴法師說明：禮之美，在慈濟的團體中應落實，在教育志業體，教導學生待人有禮、志工們回家後有家庭之禮，如此，台灣光是委員、慈誠，就已經有五萬多人，等於五萬多個家庭，再加上其他志工團體。這樣的家庭假如通通落實家庭禮貌，她相信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會更紮實。從學校，從志業體同仁開始，以及慈濟的志工們的家庭，這都是在社區裡面，從修心、齊家，全民進而影響全國。

證嚴法師要求慈濟人：要做的，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落實在慈濟人與慈濟的人之間，很自然的，就會有很多家庭在社區中推廣起來，因為有社區志工，有很多帶動的機會，希望大家要有此觀念。總之，真的要做到克己，要人人克己，人人在互動中，簡單有禮。家庭之禮要推動，應該要「民德歸厚」，孔子也說：「溫良恭儉讓」，要如何做到脾氣很溫和，對人很恭敬，生活節儉，對人事物禮讓，這是應該要有的民德歸厚，都應該要學會的。[3]

證嚴法師同時呼籲：看到地球病況危急，大地之母在呻吟，「與地球共生共息」的人類，應承擔起責任，用心維護環境。地球的安危，也是人類的安危；唯有地球平安，人類才能平安。傷害地球的是人類，保護地球的關鍵也在人的手中。如何從生活中克制自己，不要受欲念驅使追逐享樂，而過度消耗物資，所以必須： (1)要減少碳足跡，留下愛足跡；(2) 要改變飲食習慣，守護地球守護健康；(3)要改變交通方式，大小乾坤環保又健康；(4) 要改變生活習慣，省水省電又省錢；(5)要疼惜物命，資源回收再利用[4]。
[1]慈濟全國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07.2.1〉
[2] 釋德凡，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6年冬之卷。頁.507
[3]「克己復禮，民德歸厚」專題網站：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7virtue/index.htm
24 「克己復禮、全民減碳」專題網站：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7virtue-earth/index.htm
論文正文p.30-31

美國紐約九一一攻擊事件發起全球「愛灑人間植福田一人一善遠離災難」募心運動(2001年)

12. 美國紐約九一一攻擊事件發起全球「愛灑人間植福田一人一善遠離災難」募心運動(2001年)

2001年美國紐約九一一攻擊事件震驚全世界，證嚴法師急起呼籲「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發起全球「愛灑人間植福田——一人一善遠離災難」募心運動，透過街頭宣導、發送祝福卡，希望凝聚祥和的善念，減少天災人禍。十月十三日，第一場燭光祈福晚會在關渡園區舉行，邀請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等宗教及企業代表，共同祈求世界有愛與和平。晚會透過大愛電視台現場實況轉播，全球會眾同步祈願祝福。

13.「台中慈濟志業園區」，在台中縣潭子鄉動土興工(2002年)

此乃證嚴法師因應新世紀社會結構需求，為使「老有所終、廢疾者皆有所養」而發起興設，不但撫慰患者、家屬，也將以「協助病人回歸家庭」為目標。

14.全球SARS疫情發起「愛灑人間同心共濟弭災疫」運動(2003年)

2003年全球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慈濟人全力投入支援防疫工作。證嚴法師急起呼籲全民要有戒慎恐懼之心，謙卑以對；同時發起「愛灑人間──同心共濟弭災疫」運動，由慈濟志工走入社區輔導全民自愛愛人，落實衛生防疫，並鼓勵民眾齋戒、祈願、行善，期以善業共聚的力量消弭天災、人禍與疾疫。

15.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組（隊）新組織架構(2004年)

2004年證嚴法師密集推展慈濟委員和慈誠隊融合之新組織架構。委員以「組」、慈誠以「隊」名之，組隊皆再區分為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組（隊），加強落實「社區志工」及「小組關懷、多組活動」。證嚴法師以「立體琉璃同心圓」為喻，期勉全體志工將佛法落實生活中，相互提攜培養人才，人人發揮菩薩的良能，廣召社區民眾投入，發揮淨化人心的力量。

十一月證嚴法師鑑於現今社會病態叢生，如年輕人染髮、穿鼻洞、舌洞為時尚，乃至衣著不整等，卻被視為潮流，也稱「文化」等諸現象，為此將「文化志業」更名為「人文志業」。

16.「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街頭募心募款活動(2005年)

本世紀最大的地震，於2004年12月26日爆發在印尼亞齊省，災區的重建，將是一場長期的愛心動員，1月1日至3月31日全球慈濟人展開街頭募心、募款的「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由證嚴法師親自命名為「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於2005年元旦正式啟用。將慈濟廣電與平面媒體結合在一起。

有鑑於慈濟志工在大型急難救助時之應變能力、有效發揮救助須凝聚共識，證嚴法師指示辦理急難指揮動員研討會。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展處及宗教處，於八月間，在全省各地共舉辦七場「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
論文正文p29-30

大陸賑災‧國際賑災開始(1991年)~

7. 大陸賑災‧國際賑災開始(1991年)

1991年中國大陸華中華東水患嚴重，證嚴法師全面發起災後援助工作，並提出「直接、重點、尊重」以及「不言商、不談政治、不刻意傳教」等理念，成為慈濟國際賑災的原則。

8. 成立「骨髓捐贈資料庫」(1993年)

1993年證嚴法師秉承佛教「頭目髓腦悉施人」的精神，經過九個多月的評估與求證，確認捐髓可以「救人一命，無損己身」，於是發起骨髓捐贈。九月，在衛生署及各大醫院共同推舉下，慈濟成立「骨髓捐贈資料庫」。

9. 「慈濟醫學院」創校開學(1994年)

1994年「慈濟醫學院」創校開學。證嚴法師期許這些未來的大醫王「功能與良能平行，知識與智慧並重」。除了醫學專業課程之外，亦開設花道、茶道、禪修、書法、藝術欣賞等人文通識課程，以及鼓勵學生多參與社會服務。同時，在校方對「大體老師」人性化、尊重生命的處理過程，以及證嚴法師「生命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的呼籲下，大步開啟國人捐贈遺體的風氣。

10. 推動「社區志工」理念落實「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目標。(1996年)

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全台三十年來最大的水患，慈濟人秉持「跑在最前，做到最後」的精神，在災後半個月共動員上萬人次投入救災工作。證嚴法師除呼籲「救山救海」外，並推動「社區志工」理念，將慈濟人依居住地重新編組，以落實「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目標。

1999年台灣發生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台中、南投兩縣災情慘重，慈濟人將「跑在最前，做到最後」的精神發揮到極致，在災變發生兩天內投入兩萬餘名志工救災，發出緊急慰問金一億六千萬元。接著第二階段安頓與關懷工作加緊展開，在政府提供的十七個地點興建組合屋一千六百三十六戶。第三階段復健與重建工作，投入希望工程，協助災區五十多所中小學校舍重建。總賑災款預估八十億元。所謂「菩薩從地湧出」，慈濟人全力復健災區的大心與大願，感動各地民眾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成為日後慈濟社區志工與環保資源回收的一股大力量。

11. 嘉義「大林慈濟綜合醫院」落成啟業(2000年)

2000年「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在嘉義縣大林鎮正式落成啟業，成為雲嘉南地區守護生命的磐石。慈濟大學附屬慈濟中學暨慈濟實驗小學創校招生，正式邁向自幼稚園到研究所一貫連續教育的「教育完全化」新里程。
論文正文p.27-28

發起籌建「慈濟綜合醫院」(1979年)~

3. 發起籌建「慈濟綜合醫院」(1979年)

1979年證嚴法師於全省聯誼會正式發起籌建一座有六百床規模的綜合醫院。當時僅有委員一百多位，會員還不足一萬人，從八千萬元預算追加到八億元，不僅委員覺得不可思議，外界也不免視如癡人說夢。為了籌募龐大的建院基金，證嚴法師必須每月奔波南北，借用委員家裏輪流召開茶會，一為會員開示解惑，同時宣揚慈濟建院理念，讓會員歡喜布施。1980年向省府申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得立案通過。

1982年證嚴法師發起建院後，感於培養良好醫事人才的重要，而於71學年度開始，委託慧炬雜誌社代辦「慈濟醫學清寒獎助學金」，每名兩萬五千元。1986年慈濟道侶文化服務中心成立，即轉由文化服務中心舉辦，同時增加佛學、藝術獎學金項目。

4. 「慈濟綜合醫院」落成啟業(1986年)

1986年集合十方善心籌建的「慈濟綜合醫院」落成啟業。本著尊重生命的理念，除了病患住院免收保證金，貧困患者協助尋求社會援助之外，更不計成本致力提升醫療設備與技術，一改花東地區醫療荒漠的宿命。

5. 「慈濟護理專科學校」創校開學(1989年)

1989年‧以培育慈懷柔腸、視病如親的白衣大士為目標的「慈濟護理專科學校」正式創校開學。這是全國唯一由私人創辦，但提供公費就讀的護理專科學校，並於85年獲教育部同意，單獨招收原住民免費生（完全免費就學，並提供生活費），使照顧原住民的願望終於落實。此外，參與此次活動的「保全組」男眾居士組成聯誼會，並於翌年七月正名為「慈誠隊」。《證嚴法師靜思語》出版問世，廣受大眾喜愛，至今發行近百萬冊，另有英、日文翻譯本及簡體中文版流通。

6. 慈濟環保志業的開端(1990年)

1990年證嚴法師於台中新民商工演講，提倡全民環保，與會民眾聽到精彩開示處，不禁報以熱烈掌聲，上人於是鼓勵聽眾：「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事後一位楊順苓小姐即開始資源回收，並將資源變賣所得善款以「慈濟人」的名義捐出。此為慈濟志業環保腳印的開端。
論文正文p.26-27

志工生涯回憶札記─透視鏡

志工生涯回憶札記─透視鏡
2008年5月5日自序
生為人，不知亦不願相信生命的本質是無常與苦空，真正不可磨滅的乃是一種恆常的清淨心性，不增亦不減。娑婆世界猶如短暫的客棧。人，執著、沉迷、好事夢鄉，滾滾紅塵，不知自己僅是一個旅行過客。那份成人之美、飄魄的義氣，忘卻自己年青的自制與抱負，一味攀逐外緣享受贊歎和清譽，虛度大好時光。而過度的執著和輕見，仍經不起金錢(政策)權力的蹂躪與運作，以及雪月風霜的考驗與摧殘；一晃數十年，當夢醒時驚嘆人事全非，已屆耳順之年矣。每況敘說當年，似乎陌生寥寂，真實不在，不值追尋曾用生命所做的一切，猶處月下空蕩的曠野中，僅存自己孤獨、飄渺、虛無，捉摸不著的身影，隨著燭光一直拉長、拉長得……好遠、好遠了…。
重讀以下這篇十年前的筆記，不勝噓唏，恍若昨日，願與君分享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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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法師與慈濟發展的歷史脈絡

表三之一 慈濟基金會前後重疊式進程策略表(略)

本文研究分析，慈濟志業係採取前後重疊並進式的發展策略，如上圖所示：慈濟四大志業中，「慈善志業」和「文化志業」(人文月刊雜誌)自1966年開始至今(2007年)，「醫療志業」(慈濟綜合醫院)自1979年開始至今，「教育志業」自1989年(「慈濟護專」創校開學) 開始至今；加上，「環境保護」自1990年開始至今；「國際賑災」自1991年開始至今；「骨髓捐贈」自1993年開始至今，社區志工自1996年開始至今。合稱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前後重疊、齊頭並進。(如上表)

底下，簡述證嚴法師與慈濟發展的歷史脈絡：

1. 印順導師慈訓「為佛教，為眾生」(1963年)

1963年2月證嚴法師赴台北求受三壇大戒，因緣皈依印順導師慈座，獲賜法名「證嚴」，字「慧璋」，承印順導師訓示：「為佛教，為眾生」。五月返花閉門潛修，因沒錢買花果供佛，故每月抄好一部《法華經》就燃臂供佛[1]，回向眾生。

1964年中秋節過後，率大弟子德慈師回普明寺掛單，幾位弟子相繼結伴依附修行，開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白天勞作，晚上教授弟子四書與佛典。

2. 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1966年)

1966年2月，證嚴法師原來打算離開花蓮移居嘉義妙雲蘭若，卻受到三十位信眾挽留。又因探病時目睹原住民難產婦人的一灘血，以及三位修女來訪的因緣，促使證嚴法師發願以「集合五百人就是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的精神，建立一個菩薩網，隨處聞聲救苦。四月，在普明寺正式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六位常住眾每人每天多做一雙嬰兒鞋、三十位信女每人日存下五毛買菜錢，每月集資一千多元，開始從事濟貧救苦的工作。

1969年2月在普明寺第一次辦理冬令濟貧發放。由於歲末嚴冬苦寒，有位信眾購置數條毛毯，送來普明寺擬供養常住；證嚴法師念及貧困孤老者無依無靠，倍覺淒冷寂寞，遂將之移作濟貧，又添購數十條毛毯，決定辦理冬令救濟。並於發放當日備辦素宴，提早與照顧戶享用團圓飯，共度佳節。

1973年9月法師因見花東地區普遍貧窮，民眾生病經常捨不得花錢就醫，往往小感冒就延誤成大病，遂在花蓮醫院數位醫護人員支持下，成立「貧民施醫義診所」，每周兩次義診施藥，並定期巡迴花東地區舉辦義診。直到1986年「慈濟綜合醫院」啟業為止，十五年之間，服務貧病超過十四萬人次。

本文研究分析，慈濟大型急難救災經驗始自1973年10月 「娜拉」颱風對玉里以南到台東、大武一帶造成慘重災情。在戒嚴時期，短缺的人力、物力下，慈濟全體動員，投入大規模救災。證嚴法師評估賑災款需要六十萬元，但當時慈濟僅有十幾萬元基金，於是發動全體會員到街頭巷尾去勸募。從實地勘災到募款、籌集物資、造冊發放，皆本諸「尊重生命」的理念出發，為後來慈濟從事國內外賑災建立了可以依循的模式。此後，無數的風、火、水所引致的災情，皆能見到慈濟人的身影，聞聲伸援，送熱食、膚慰悽苦。也因慈濟人從累次災變動員中積存救災經驗中，整理出一套安全、完善的救災方式，讓各地慈濟人於急難時從容運作。

研究慈濟人性關懷的文化發展，關鍵始於1975年(民國64年間)，委員才僅五、六十人，然需要長期關懷的照顧戶已多達兩百七十七戶，證嚴法師於訪貧時發現照顧戶的居住衛生普遍不佳，亟待清理。花蓮師專明道社五十多位同學響應上人號召，利用假期，為行動不便、或孤苦無依的老人打掃房屋，清潔環境，成為日後慈濟人從事「居家關懷」的重要特色。
[1] 在《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二》講藥王菩薩燃身燃臂供佛的典故，云菩薩常施與良藥來救治眾生身、心兩種病苦。另《梵網經》菩薩戒中說明一般信眾受菩薩戒時，也會發心以香燃手臂供佛，這是信眾自己的發心，代表修菩薩行的願行。證嚴法師修持《法華經》燃臂供佛亦復如是。
論文正文ｐ．２５－２６

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

第三章 慈濟基金會在國內發展的條件策略文本理由

從台灣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趨向，可以發現台灣本土佛教團體的非政府組織以不同發展方式呈現其社會事實〈social facto〉。而存在於這些宗教型非政府組織團體之各種具體作為所衍生出來的社會事實，例如以出家眾為主多元化的佛教現代僧團，以「人間佛教」理念推動禪修、救濟、弘法、教育活動，以及大陸賑災與國際賑災等的佛教慈善集體運動，均產生非預期目標的效益。這些進程顯示出佛教不斷地從傳統救濟階段朝向為國際新興的非政府組織賑災階段發展，其轉型而變遷的跡象，展現出台灣佛教非政府組織未來的態勢。而有關宗教福利真義的思索應該是放在整體社會性意涵上來理解，換言之，宗教福利的討論不在於它所服務的對象或範疇，而是在於它對那些無助者、貧困者以及一般的「他者」所提供的一種希望與新的生命力，或者，用西方宗教的話語來說，就是一種復甦與拯救。首先我們藉由慈濟基金會這個宗教團體的具體社會事實，解析慈濟這非政府組織的建構發展條件與策略及文本理由。

第一節 慈濟基金會國際援外之歷史溯源

早期台灣的慈善機構，多由西方傳教士創制，透過行醫、濟貧來宣揚宗教[1]。而台灣本土的慈善，多能跨越宗教與地理疆域，去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從清領、日治到現在，台灣民間福利發展非常蓬勃，包括宗教、非宗教，大大小小的社福團體非常普遍。為此，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徐震、林萬億,1983：47）。如慈濟、路竹會、嘉邑行善團也同樣是非營利組織〈NPO〉與非政府組織〈NGO〉。慈濟雖是一個由出家修行者創辦的宗教團體，初期卻沒有強調宗教的儀式，著重的是行為與價值的潛移默化。

慈濟慈善救助工作起步於1966年，也是證嚴法師出家的第四年。一天，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她們來向「苦修」的法師傳福音，談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修女臨離去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確實很偉大。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全人類，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佛教有嗎？大哉一問，重重觸動法師的省思──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因此，證嚴法師透過跟天主教修女(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的對談經驗，領悟到天主教社會實踐的意義，進而轉成以慈善布施為主軸的女性[2]新佛教觀。

於是，1966年6月「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正式成立於地區偏遠、人跡稀少的花蓮新城鄉。由證嚴法師與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信徒的願心下組織起來的一個濟世團體。也是慈濟基金會最早雛型。成立之後，連續六年全省複查救助個案時，發現許多濟助個案都是因貧致病，尤其花東地區遼闊，一般生活經濟拮据，也因醫療設備不足而喪失寶貴生命，造成多數家破人亡的處境。就在1970年12月證嚴法師率慈濟委員組團下鄉訪貧時，種下興建「慈濟綜合醫院」重要的構思因緣。

本文研究發現，慈濟基金會自1966~1978年間草創時期的社會慈善服務工作，本身並沒有一套經過計劃、前瞻性的策略。證嚴法師強調的是慈濟人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從不接受媒體採訪或宣揚，保持著默默行善的傳統風格；每一年省府頒贈公益績優獎時均由別人代領，匾額屯滿了精舍廚櫃，行事非常低調。因此，十幾年來默默無名，更無人知曉在偏遠地區的花蓮有一專事救濟的「慈濟功德會」。 源自1979年證嚴法師於慈濟委員聯誼會上發起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才開始呼籲「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的理念創舉。

1980年1月為興辦醫院，向省府申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得立案通過，這也是正名「慈濟基金會」發展關鍵性的開始。並於1986年慈濟綜合醫院落成啟業，為慈濟志業打開第二步驟階段，也同時有了階段的策略性思考。從此，慈濟基金會透過財團法人的形式運作得宜，四十一年來據此建構整個行政運作的規模體系，在台灣致力於社會服務、醫療建設、教育建設、社會文化等志業，統稱為「四大志業」；另投入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國際賑災，此八項同時推動，稱之為「一步八法印」。其性質包括國內、外非營利與非政府慈善救援組織。

探究慈濟志業文化進程，有些研究者將慈濟重要歷史脈絡分期來描述過程。事實上，慈濟推動整體志業活動係採用前後重疊式進程策略(如下，表三之一)而發展成功。易言之，其在擴展志業體之中，雖有明顯階段性步調，實際上是將原有組織規模全面性〈一步八法印〉不斷擴增與創新。尤其在證嚴法師個人方面，完全考量當時社會結構需求下，不顧所謂「經濟效益」評估，且在普遍反對聲中，堅持「宗教家」立場，自謙「自不量力」為佛教、為眾生拔苦與樂，窮其一生疲於奔命。
[1] 西方宗教團體對於台灣本土的社會福利或福利服務之現象，有學者認為是一種被殖民的經驗(李丁讚，1996)。但就宗教福利服務的歷史來看，台灣本土的宗教團體也深受西方宗教的啟迪。
[2]女性主義(Feminism)論述由法國社會學家Charles Fourier發明，現代的女性在女性意識逐漸抬頭，易言之，女性新思維的生命詮釋開始出現，重視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增權，並擴展到性別角色的反思與弱勢族群的解放。陳威志(2003)認為女性主義者在概念上強調個人主義、自我優先及權力均等。Roger(2000)提出對弱勢團體的增權賦能(empowerment)是增進個體個別與行動的能力與自由；增權賦能可以被視為改善社會中弱勢群體的發聲機會與能量。
論文正文p.23-24

慈濟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現況

第 四節 慈濟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現況

由於我國經濟發展快速成長及政治嘗試民主化，致使許多民間團體積極自願投入非政府組織活動，進而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對拓展外交關係的策略思維，希望在全球化、全球治理時代下，能夠推展「民主外交」與「多元外交」等，以積極行動關注國際社會，擴展我國際生存活動空間，也主動協助及鼓勵我民間團體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期盼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全民外交工作，因此國內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數目不斷成長。綜合來說，我國政府對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希望提升我國國際地位，不要受中共的打壓而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因此對我國來說特別重要。如有更多人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不但可提昇國際觀，增進我國的形象，又可培養訓練國際化人才，幫助我國在國際舞台的積極作為。

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的活動，歸類為倡議型非政府組織〈Advocacy NGO〉與服務型非政府組織〈Operational NGO〉兩大領域。目前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之倡議型組織有：中國人權協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服務型組織有：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路竹會。其他類型組織有：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台灣亞洲基金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國際同濟會中華民國總會、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等三大類型[1]。

目前我國幾個較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如台灣世界展望會、慈濟基金會及台灣路竹會等都是援外型的非政府組織。台灣世界展望會所建立的國際網絡相當廣泛，和聯合國官方組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關係密切。台灣世界展望會於1964年成立，以辦理社會福利慈善及宗教性公益活動為宗旨。自1990年起開始舉辦「飢餓三十」活動，將募得的物資和款項用於救援全球的災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慈濟基金會則是從事人道醫療援助的代表團體，援助工作遍及全球六大洲，海外建立約二百三十幾個據點。

倡議活動發生多是以聯合國及其周邊或後續會議為主，非政府組織藉參與其中蒐集資訊、學習議題發展策略、加強網絡連結及強化組織的宗旨與主張，活動型態基本上是事件導向。過去30年來，我國一直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之外，主要原因是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倡議活動領域，相對落後於服務形態的組織的關係。

但除了起步較晚，以及各組織間橫向聯繫並不緊密，也易形成資源重疊的情形，以致於各非政府組織問無法形成一個力量集中的援外力量；再加上從事援外的非政府組織現模多為中小型組織，因此，其援外成效能否產生預期效果，致使台灣國際地位提升，這一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能代表台灣民間援外力量的興起是在90年代以後所陸續成立的組織。雖然各別組織在其專攻的領域土並不見得在短短這幾年中就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他們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有些組織在該領域中的長期投注也得到其他國際組織重視與合作的機會，不僅藉此在國際土增加其能見度，也相對提升了該組織國際化的條件，而對台灣的國際形象也有一定的正面幫助。

國際地位是相當抽象的概念，不同均衡標準也會造成各種不同的解讀，若要藉由我國非政府組織援外活動來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則須檢視該組織是否擁有「不可替代性」，亦即該組織的援外成就是否能夠讓其他國際或國外非政府組織重視到國際政治現實對台灣的打壓，進而讓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台灣在國際上活動。

在以上所介紹的援外非政府組織中，絕大部份均僅在受援國當地建立短期或專案性的援助，鮮少與國際接觸[2]。然而，即使是與國際頻繁接觸，例如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和伊甸基金會與慈濟基金會均直接與國際接軌，並參與活動與重要大型會議，但沒有足夠的資料顯示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無論在資源或影響力上與其他國際組織相較之下佔有絕對的優勢。

為維繫國際間的互動關係，在日漸頻繁的國際社會，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外交交往模式，想要在僵化的意識形態與國家體制的限制下，有所突破，其侷限性相當大。非國家成員（non-state actors）如環保團體、跨國企業、宗教團體、人權與人道組織等，具備組織的特殊性與靈活性，在多元的國際體系裡，比傳統的主權外交形式，更具開展國際合作的能量。若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角色，與政府形成合作關係後，更能進一步開拓出更多元的外交管道。
[1]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02，《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行政院研考會編，2002年，《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考會。頁 114-115、215-220。
論文正文p.20-22

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之歷史脈絡

第三節 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之歷史脈絡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法以來，經歷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重大變遷；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即是在公部門與私人營利部門之外，出現了由各式各樣非營利組織所構成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這類組織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社會福利、慈善、文化、教育、醫療、環保、宗教、人權倡導、社區發展與公民意識的建構，並在公共議題的倡導方面，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因此，近幾年來，台灣政府部門體認到民間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其影響力的日益擴散，遂開始致力於相關機制的建立，以協助國內非營利組織的健全發展。目前外交部非政府組織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即在於透過資訊化、國際化、人才培訓與專業化、人力資源規劃，以及內部治理與民主化，協助與推動第三部門的健全發展，並促進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聯結。

此外，由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經驗，亦可以了解包含政府角色、經濟資源、宗教與道德觀，以及歷史等綜合因素的情境，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在台灣的經驗上更有其獨特性。其中以政治民主化，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影響程度最大。基本上，在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歷程中，實與政治發展具有密切的關聯性。例如，台灣在解嚴前後，即可觀察到民間社會力量的明顯變化。多元政治力量的興起，亦造成了解嚴後民間社會的蓬勃發展。同時，民間組織所訴求的目標，亦逐漸與民眾所關切的社會議題相結合。整體言之，台灣民間組織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民主力量的成長，傳統的政府威權體制已無法迎合時代的需要。

再者，台灣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亦反映在其公益使命的制訂上。在政治方面，由於過去人民集會結社的受到控制，人民無法獲得充分的溝通與互動，形成非營利組織無法了解其服務對象的真正需求，亦侷限了非營利組織對於整體社會公共利益的貢獻程度。在經濟方面，當個人在基本生計確保無虞後，才會開始追求超越物質的享受，追求更高層次的心靈生活，尋求自我意義的實現。因此，隨著台灣經濟的成長，非營利組織在訂定公益使命時，不僅在服務對象上有所擴大，在道德倫理上亦有所提升。是故，慈善捐贈和志工服務工作，乃漸受到台灣社會大眾的普遍重視。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台灣的民間團體組織化程度仍屬偏低，其自主性或達到自我治理的程度亦有所不足。造成此一的主因之一，與台灣公民社會發展時間較短有關。綜觀過去數十餘年來，台灣戒嚴的狀態不但剝奪了公民自由結社的權利，亦造成了社會中介組織的乏善可陳。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在1988年至2000年期間，人民團體中的社會團體，無論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在數量上都有非常驚人的成長。1988年，台灣甫解除戒嚴，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約為八百廿二個。1996年，此一數目已增加到2390個之多，幾乎成長三倍。而從1996年至2003年期間，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亦增加了三千餘個，而使總數達到了5467個之多。除了數目的增加外，此亦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日臻成熟[1]。

台灣曾是一個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國家(1950年起)，但從90年代以後到今天21世紀變成一國際援外者，台灣NGO也從本土化進入到區域化，甚至於國際化。台灣光復初期沒有所謂的NGO，可能有一些慈善單位，但當講到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時，是指跟政府沒有隸屬關係，它們不是政府的附屬單位或外圍組織。在一些不自由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越南一些半官半民的組織都不能算是真正的NGO。 NGO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自主性，自主性並不等於或只限於抗爭，雖然80年代台灣NGO 的發展具有相當的抗爭色彩，也就是具有社會運動性質，顯示其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

從光復初期至6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都沒有自主性，其靈活度也不足，當時一些基金會、協會的成立，大都純粹是有錢人做善事的型態，例如，發牛奶、米或棉被等等的小善事。換言之，台灣當時並沒有所謂具有真實非政府組織特質的組織存在。一些不屬於政府的團體組織，大多是由外國引進，例如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及一些宗教團體，因此，可稱此一階段為「移植期」。 此外有另一類移植團體，它們是「純俱樂部型式」的組織形式，像四健會、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等，應都隸屬於具「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其中的成員大多只有少數的中產階級人士和上流社會的精英分子。所以第一階段的非政府組織都是具「移植性」、「無競爭性」、與「俱樂部形式」的非政府組織。

80年代以後，「移植型」、「俱樂部型」的非政府組織，都因應時局而有所改變，此時可以說是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發展期」。今天台灣基金會中，有2/3至3/4是成立於1980年代。因為經濟起飛，人民衣食無虞，因此深切地體會到社會狀況有改善的必要，而且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政府也無法獨力解決，需要社會力量的協助。1970年前，政治力獨大，1980政府解嚴前後，社會結構與運作方式開始起了變化，社會民間團體的力量逐漸抬頭，也就是所謂的第三個支柱，亦即現在所稱之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資源來自於社會財富，貧窮國家幾乎罕見有公益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存在，除非由國外或聯合國贊助。

我國雖然位列富有國家之林，國內也不乏一些具有相當財力、人力資源的非政府組織，然而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卻顯的窒礙難行，其原因不只在於所謂政治力量的介入，檢視我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機制與相關規範法令，實有改善的必要。
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仍有很大彈性的活動。雖說1982年台灣的消基會想加入國際消費者組織﹙IOCU﹚時，因政治因素，國際非政府組織也無法擺脫國際政治因素的干預而接受我們。但2002年初，我國第一夫人吳淑珍、2006年間我國副總統呂秀蓮，也同樣藉著國際非政府組織組織的努力，成功的作了「親善之旅」的外交出擊。今天當我們談到全球民間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時要注意，它的自主性與影響力雖然沒那麼理想化，但只要政府肯認真的面對問題，深層地思考解套之道，台灣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舞台中也非全無揮灑空間。

到了90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出現議題區隔、全球化的現象，普世的議題逐漸受台灣非政府組織界的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假如世界上有某個國家的政府危害其兒童、環保、婦女、勞工、人權，國際的非政府組織就會群起干預，台灣因『藥酒』事件造成的動物保護人士的抗議，以及中國因『法輪功』事件所引發的人權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國內多數宗教非政府組織，本身必須擁有較多資源，例如國內「921地震」一開始約有260幾個參與賑災援助活動，但到後來卻只剩30幾個服務團體留下來繼續工作，其他組織因故撤退，因此不健全的非政府組織也無法永續經營。
[1]行政院青輔會，2004，《台灣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兼論青年公共參與》，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林德昌。
論文正文p.18-20